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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經濟危機的謊言與真相

2016-11-21  作者:整理  來源:紅色故鄉  

 蘇聯經濟危機的謊言與真相 ——基于卡拉-穆爾扎的分析

  從1991年蘇聯解體前至今,關于蘇聯經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經走向崩潰的觀點,關于蘇聯經濟體制無法改革只能摧毀的說法層出不窮,且逐漸演變為不容置疑的事實。這種觀點堅持把蘇聯解體主要原因看成是“蘇聯體制”的危機,認為戈爾巴喬夫接手的蘇聯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救藥。戈爾巴喬夫的“責任只能是直接意義和淺層次上的,是表面性的,屬于導因性質”。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結論。俄羅斯學者卡拉-穆爾扎通過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政策的分析和蘇聯1985年前后主要經濟數據的對比,得出結論,蘇聯經濟在1985年以前并沒有發生崩潰,也不具備經濟危機爆發的特征,相反,正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一系列去蘇維埃化的政策決議導致了蘇聯經濟的惡化和隨后的崩潰。

  

 

  圖為蘇聯解體前的農產品市場

  一、制造謊言和傳播謊言的人

  卡拉-穆爾扎認為,20世紀80年代,蘇聯改革者堅信:“蘇聯經濟體制無法得到改善,只能盡快通過破壞的方法來加以消滅,否則災難和崩潰將不可避免。”這種觀點的背后顯然隱藏著陰暗的政治目的和經濟目的,為此必須對公眾意識形態進行有意識的改變和重塑。如果說別有用心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制造了謊言,那么到1990—1991年,關于蘇聯經濟早在80年代初就發生致命危機的論斷則在下至研究助理、上至院士的知識分子中間被反復提及和強調,但在這些人內心中并沒有隱藏不可告人的目的。當時,這種觀點還未在社會上被公然宣揚,因為這與普通人在70—80年代的所觀所感并不相符。1991年蘇聯解體后,關于蘇聯經濟從80年代就走向崩潰的說法開始變得不容置疑,在西方社會哲學中甚至給這一現象冠以一種術語——“回溯決定論”。

  2001年,蘇聯改革設計師雅科夫列夫“證明”了一個后知后覺:“如果以統計數字為例來說明改革前的形勢,我們當時處于崩潰邊緣。首先是經濟上的,經濟危機一定會在1至2年后發生。” 2004年蘇聯理論改革家B·奈舒利在自己的公開課上發表了類似的言論:“70年代末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一些成員已經感到,蘇聯體制處于危機中,國家處于致命的經濟危機邊緣,計劃經濟的所有問題都表現出來,無論如何都沒有出路。……出路在于分散中央權力……首先需要遵循價格自由原則,如果我們實行價格自由化,就會出現所有制問題……于是我們得出結論,個人所有制是必要的,而私有化對于個人所有制又是必不可少的。”

  一些西方學者持相反意見。美國蘇聯學家大衛·科恩在自己的文章中從新經濟政策的研究開始分析了所有的關于蘇聯體制的“致命危機”理論,并得出結論:“我們沒有更多的理論和根據確信,蘇聯體制是不可改革的,這意味著,‘注定滅亡’這一習慣說法是從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始的。實際上,如果仔細研究蘇聯在改革年代,特別是1985—1990年間發生的轉折,則可以說,直到危機撼動國家之前,蘇聯體制可以被很好的改革。”

  卡拉-穆爾扎認為,今天之所以需要重提這一問題,第一個原因是要制止對蘇聯國民經濟和蘇聯歷史的詆毀,否則俄羅斯社會將繼續盲從;第二個原因是需要從方法論上對蘇聯國民經濟進行客觀評價,當社會的絕大部分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相信謊言時,國家將為此付出重大代價。

  二、危機的真相

  卡拉-穆爾扎認為,雅科夫列夫關于蘇聯經濟在改革前就處于崩潰邊緣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莫斯科大學經濟學家列茲尼科夫在自己的文章中總結:“強調蘇聯在80年代上半期的經濟形勢是極其重要的,根據世界標準,當時總體上不存在危機。生產增速的下降沒有轉變為生產的下降,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不能掩蓋提高這一事實。”在西方,有關蘇聯經濟危機的記錄既沒有出現在中央情報局的報告中,也沒有出現在美國經濟學家公開的成果中。美國蘇聯國民經濟方面的專家艾爾曼和孔托羅維奇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在80年代初無論是根據世界標準,還是與蘇聯歷史相比較,情況并沒那么壞。”

  卡拉-穆爾扎認為,蘇聯國民經濟情況開始惡化正是在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影響下出現的。根據美國經濟學家的數據,“如果說在1981—1985年,蘇聯平均的預算赤字大約為180億盧布,那么在1986—1989年這一數字為670億盧布。1960—1987年蘇聯平均每年發行的新貨幣量為22億盧布,而1988年為120億盧布,1989年為180億盧布,1990年為270億盧布”。實際上在脫離計劃經濟的改革開始以前沒有發生任何經濟危機。從1987年起,蘇聯經濟開始一步步去蘇聯化。

  卡拉-穆爾扎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進行了剖析。他認為,改革的第一階段是財政制度和消費市場的瓦解。蘇聯之前實行的是一種特殊的財政體制。在生產中實行非現金(虛擬)結算,其數量根據各部門平衡表來確定并通過清算來結清。本質上,在蘇聯沒有金融資本和借貸利息。在商品消費市場上流通的是正常的貨幣,居民通過工資、退休金等形式獲得貨幣,其數量嚴格根據現有商品和服務總量來進行調節。這種體制下嚴格禁止貨幣的非現金形式向現金形式轉換。蘇聯財政體制的第二個特點是盧布的不可兌換性原則。盧布只可以在蘇聯國內循環。因此現金軌道本應該是以國家嚴控對外貿易的形式對國外市場嚴格封閉的。

  1987年頒布的《國有企業法》打開了虛擬貨幣的通道——允許非現金向現金轉換。當時創立的“青年科技創新中心”得到了非現金兌換的特殊權力(這一中心當時被稱為通貨膨脹的火車頭)。同時取消了國家對外貿的壟斷,1987年1月1日起,有20個部門和70個大型企業擁有了進出口權力。一年后蘇聯外貿部被取消,蘇聯對外經濟聯系部成立。1990年頒布法律,賦予地方蘇維埃對外貿易的權力。根據1988年頒布的《合作社法》,企業和地方蘇維埃中出現了合作社網,他們將商品賣到國外,流向國內市場的商品迅速下降。許多商品被投機賣掉,一些產品被拆成方便攜帶的廢品,并作為原料被出售。

  在計劃體制下國家可以對企業的利潤進行分配:1985年企業58%的利潤流入國家預算,38%的利潤歸企業所有,其中15%用于經濟刺激基金(獎金和額外收入等)。而1990年企業45%的利潤流入國家預算,企業留下43%的利潤,其中用于經濟刺激基金的比重為40%。這樣,預算繳費實際上縮減了,但是個人收入增加了1.7倍,幾乎沒有資金能用于企業發展。此外,企業獲得價格制定權和確定生產產品種類的權力。在蘇共中央文件記錄中有如下描述(1988年10月29日):“在生產零售價格更高的新商品的同時,停止生產一些低價商品……價格更高的商品,保證了生產總量在價值形式上的增加,往往同時出現的是實物形式上的數量下降……大量的企業實物形式的生產總量下降了20—25%或更多。”與生產沒有任何聯系的個人收入開始躍進式上升。1981—1987年,蘇聯居民貨幣收入每年平均增加157億盧布,而1988—1990年這一數字為667億盧布。1991年僅是上半年居民貨幣收入就增加了950億盧布(而生產型的工資只增長了36%)。這樣收入的增加與同期貿易中商品庫存的下降導致消費市場崩潰。于是進口急劇上升,1989年以前,蘇聯對外貿易順差穩定(1987年為74億盧布),而1990年的蘇聯貿易逆差為100億盧布。

  政府試圖通過預算赤字、發行國內債券和出售外匯儲備來扭轉局勢。1985年蘇聯的預算赤字為139億盧布,1990年上升到414億盧布,1991年前9個月的赤字就達到890億盧布。1989年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預算盈余為39億盧布,而1990年預算赤字達到290億盧布,1991年為1093億盧布。

  蘇聯的國家內債在1985年為1420億盧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8.2%),1989年為3990億盧布(41.3%),1990年為5660億盧布(56.6%)。1991年前9個月國家內債規模達到8900億盧布。

  蘇聯的黃金儲備在改革初期為2000噸,1991年下降到200噸。1985年,蘇聯實際上沒有外債;1991年,蘇聯外債大約為1200億美元。在1991年7月10日的《蘇聯部長內閣和聯邦主體政府聯合行動綱領》中這樣寫道:“國內的社會經濟形式極其嚴峻。實際上國民經濟所有部門的生產都在下降。金融借貸體系也處于危機狀態。消費市場瓦解,食品短缺現象普遍,居民生活水平明顯惡化。危機形勢要求采取緊急措施,在一年之內實現防止國民經濟瓦解的目標。”

  卡拉-穆爾扎認為,正是1987—1990年的政策決議導致了經濟危機。1990年,危機已經難以控制,而在這以前,蘇聯不存在任何危機,甚至可以說,在1930年以后的歷次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大規模經濟危機中,蘇聯都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消極現象。

  三、真實的蘇聯經濟

  1.蘇聯國民經濟的基本面。卡拉-穆爾扎認為蘇聯經濟并不像今天大眾傳媒所宣傳的那樣低效和缺乏競爭力。相反,很多產品在當時的國際市場上富有競爭力,為此他列舉了不同方面的數據加以佐證。

  卡拉-穆爾扎考察了蘇聯投資指數、國民收入和零售貿易周轉額三個重要經濟指標在1940-1990年的變化動態,這三個指標共同顯示了投資、生產和消費的動態。他認為,從1956年戰后恢復時期之后開始,蘇聯計劃經濟的原則被無條件地貫徹執行——資本投資的增長超過了生產的增長,而生產的增長超過了消費的增長。這三個指標之間的平衡保證了蘇聯整個經濟體制的穩定發展。但是這一平衡在1989-1990年被破壞,當時消費增長迅速,而生產卻急劇下降。投資的增長速度在1990年停止,這以后經歷了長時間的大幅萎縮。90年代投資、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平衡完全被破壞,卡拉-穆爾扎的結論是,在改革前,投資、生產和消費沒有顯示出任何危機征兆,相反在90年代的危機中,三者之間的平衡被嚴重破壞,并導致資本投資和固定基金被侵蝕,即發展被封鎖。

  1950—1990年,蘇聯的工業始終如一地在發展,沒有出現任何危機。農業經濟由于集約化政策的實施而變得復雜,但是農業生產指標的搖擺主要與自然條件不穩定有關,到后期也沒有出現危機或者災難。農業生產總值在33年之內增長了2倍,如果對比1990—1998年俄羅斯農業生產總值下降了50%,這一發展速度相當不錯。俄羅斯農業生產水平直到最近幾年才達到1980年水平。

  1950年蘇聯的石油開采量為5420萬噸,1985年達到85130萬噸,增長了15倍左右。卡拉-穆爾扎認為,這表明蘇聯和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綜合體既不是繼承于俄帝國,也不是得益于第一個五年計劃。這一綜合體幾乎完全是在1960—1980年這一極短的歷史時期內建立起來的。這表示,在改革前蘇聯經濟沒有任何危機,因為這一大規模的生產綜合體的建立是整個國民經濟的事業。在當代俄羅斯,很難想象可以建設如此大規模的工程。正是改革開始后,石油開采量開始迅速下降,實際危機才開始。而這一危機已經和蘇聯經濟沒有任何關系了。蘇聯的電力生產、水泥生產以及許多其他關鍵生產指標也能說明同樣的問題。

  2.蘇聯經濟是否具有“原料出口導向性”。卡拉-穆爾扎研究了關于蘇聯經濟崩潰論的另一個附屬物,即蘇聯經濟的“原料出口導向性”。卡拉-穆爾扎認為,這種刻板思維都成了定式,好像正是因為蘇聯經濟具有“原料出口導向”的性質,今天的俄羅斯才備受折磨。梅德韋杰夫在2009年11月12日的國情咨文中說道,“蘇聯,很遺憾,是一個工業原料大國,不具備在后工業社會的競爭力……”。梅德韋杰夫認為,俄羅斯后蘇聯20年的改革試圖一步步克服似乎是蘇聯經濟特有的“原料依附”性,但沒有成功;“20年暴風驟雨的改革也沒能把我國從低下的原料依附狀態中解救出來”。

  卡拉-穆爾扎認為,這一論斷被深信不疑,令人震驚,其錯誤在于沒能正確確定工業因素在蘇聯經濟中的分量。實際上當前俄羅斯落后的原料型經濟不是對歷史的繼承,而是改革的產物,是蘇聯經濟非工業化的結果。根據《1990年俄羅斯聯邦國民經濟年鑒》的統計,在俄羅斯聯邦1989年國民經濟部門出口的產品中,再加工產品占俄羅斯聯邦出口商品的比例達到77%,其中機器制造和金屬加工為34%,而開采(原料)部門的比例為23%。俄羅斯聯邦2006年出口商品結構中,礦物產品、原木和原料占俄羅斯出口商品的比例為70%,而機器、設備和運輸設備只占5.8%。

  卡拉-穆爾扎認為,問題不僅表現在出口比例上,目前俄羅斯的整個經濟都依賴于出口(主要是原料出口)。比較一下1986年和2008年工業產品的出口總額和年度總額。1986年蘇聯工業產值為8360億盧布,而出口額為683億盧布,其中包括出口到資本主義國家的131億盧布。出口額只相當于工業產品的1.6%。2008年俄羅斯的工業產值為14.6萬億盧布,而出口額為4710億美元或者14萬億盧布,只比工業產值少一點。其中70%的出口產品是原材料。正是在近20年的改革期間,俄羅斯成為了原料出口大國。

  從蘇聯是原料依附型國家這一論斷可以推出另一個結論,即蘇聯經濟的瓦解是因為美國在80年代壓低世界石油價格,蘇聯的外匯被掏空,在冷戰中投降。卡拉-穆爾扎認為這樣的說法荒誕不經,只要統計一下蘇聯石油出口在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可以得出真相。根據蘇聯國家統計委員會的數據,1988年蘇聯總出口額為671億盧布,燃料和電力的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為42.1%或者282億盧布,1988年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為8750億盧布。這樣,燃料和電力的出口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2%。而根據長期協議,其主要出口國(三分之二)是社會主義國家。顯然,石油出口的削減并不能導致蘇聯經濟的垮臺。

  

 

  圖為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

  2007年6月26日,歷史前景基金會在莫斯科大學召開的圓桌會議上作了有關《石油神化》的報告,其中對戰后時期的石油發展歷史有這樣的解釋:“50年代中期,當時埃及領導人伽馬爾·阿卜杜爾·納賽爾說服赫魯曉夫,需要打破阿拉伯的反動制度,因此必須低價大量拋售石油。但是實際中只有伊拉克和敘利亞的體制被打破,可石油價格卻大幅下滑。結果就是德日奇跡的產生與蘇聯50-60年代低價拋售石油密切相關……這就是蘇聯決定推翻阿拉伯反動制度的結果。然后我們繼續坐在石油的針尖上,開始了軍事工業綜合體的發展模式。美國在1986年以前壓低了石油價格,蘇聯就成為了歷史。”為了甄別這種論斷,需要研究50年代蘇聯的石油開采情況。

  1950年,世界石油開采總量大約為5.25億噸,而蘇聯的開采量為3800萬噸,大約為世界石油開采量的7%。在這樣的開采情況下蘇聯可以向世界市場“拋售”100—200萬噸,而這對于世界石油總量來說微不足道。說蘇聯能夠壓低世界石油價格則更為可笑。1960年蘇聯出口石油量為1780萬噸,占蘇聯石油開采量的12%,但是其中三分之二的石油出口流向的不是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當時世界石油開采量已經達到10億噸。可悲的是,歷史學家不了解當時蘇聯的石油開采綜合體正在進行現代化,甚至到1980年蘇聯的石油開采達到歷史頂點的時候,蘇聯出口的礦物燃料和類似產品只占世界出口份額的5.4%。因此不論是赫魯曉夫,還是勃列日涅夫都不能壓低世界石油價格。

  “坐在針尖上”的蘇聯在石油出口價格下滑之前因為出口石油而獲得的收入相當于每年人均46美元,而2008年俄羅斯出口石油獲得的收入相當于人均1697美元,是蘇聯時期的37倍還多,這才是真正的坐在針尖上,整個經濟因為石油價格而顫抖。1980—1988年蘇聯的出口,盡管石油價格波動,但是仍足以應對每年30億—70億盧布的貿易順差。況且國內的投資和居民的物質消費水平都在穩定增長。蘇聯經濟的自給自足性緣何就演變成為了原料依附性?

  

 

  1991年12月21日蘇聯11個共和國領導人在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簽署《阿拉木圖宣言》,宣布蘇聯停止存在

  卡拉-穆爾扎認為對這段歷史的臆斷導致了嚴重的后果。直到現在,在對蘇聯國民經濟進行評價時,很多人仍缺乏理性思考。改革時期人們相信了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在意識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蘇聯是由于70-80年代深刻的經濟危機才垮臺的。20多年來本可以駁斥這些論斷,但是卻無人發聲。批判性分析的傳統和習慣已經喪失,這對于俄羅斯發展才是最大的威脅。

  (原文刊發于《紅旗文稿》2016年第12期 作者:康晏如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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