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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總書記的同事們追憶他60年代經歷

2016-05-23  作者:老田  來源:網摘  

 

  【原編者按】本文是老田響應江總書記“年輕人應該了解文革這段歷史”的偉大號召,而特意去找人訪問之后寫成的。本文考證了江澤民總書記在武漢文革時期的工作經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歷史。

  

 

  (圖片來源:thenextweb)

  文革期間江總書記擔任一機部武漢鍋爐研究所(或稱熱工研究所)的一把手,這個所由武漢鍋爐廠代管。在文革開始之前,這個廠曾經進駐以李一清(后調任中南局書記)為隊長的四清工作隊,因為工作隊有過許多“左中右排隊”和“打擊反革命”的成績,黑材料上牽涉的人數更多,因此這個工廠在文革期間造反派占據絕對優勢地位,是武漢“鋼工總”(當時武漢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的支柱力量,當時號稱是鋼工總的“四大金剛”。

  在文革期間,在武鍋搞分類排隊和鎮壓群眾的主要是省委派出的四清工作隊,造反派就把斗爭矛頭指向他們;也由于江總書記并不是主要領導干部,所以并沒有成為運動對象。相反,當時群眾組織覺得江總書記人緣不錯,并沒有為難他。1967年11月9日武鍋成立革委會,造反派參與掌權之后,辦理專案是需要參加結合的革委會成員進行討論的,根據當時的一些當事人回憶,他們鍋爐廠廠部一級并沒有辦過江總書記的專案,江總書記說造反派把他的歷史翻了個底朝天的事情不存在,說自己歷史受到造反派清查的事情,大概是江總書記記錯了,或者是援引了一個通過傷痕文學制造的集體記憶作為笑話來講。當時成為專案調查對象的,要么是主要的“走資派”與造反派對立很厲害的人(如陳再道),要么是準備作為主要成員結合進革委會的,或者是有人舉報他具有嚴重歷史問題的,否則就不大可能成為專案調查的對象,江總剛剛好不符合其中的任何一項條件。

  據江總所在的鍋爐所造反派一號頭頭許先生回憶,他自己是沒有主持過對江總書記的批斗會的,他說自己當時經常出差,但是也沒有聽說過專門批斗江的事情;鍋爐所后來撤消了,許多人回到了常州,這個所的二號頭頭姓丁也回常州去了,江總書記與他個人的關系很好,在榮任總書記視察江蘇之時,據說還曾經把丁專門找去敘舊,考慮到江總書記與丁的交情,肯定是丁當年也沒有過主持批斗江總的舊怨,這樣江總本單位的造反派一、二號人物都是沒有主持批斗江總的。

  而在武鍋廠部層次,考慮到江總書記當時的地位和他比較模糊或者相對緩和的立場,根本不可能把他作為重點運動對象對待,而且就是武鍋本廠的主要廠級干部,也都不是造反派選擇的運動重點,造反派的眼睛主要是對準工作隊和湖北省委、武漢軍區。根據江總書記同事們的回憶,專門批斗江總書記的事情沒有發生過,更不用說連續批斗三天乃至發生暈過去的事情。他的同事只記得他曾經作為陪斗人員出席過一場批判會,下來之后還有夫妻倆專門請他吃餃子以示安慰,當時江總是一個人在武漢任職,夫人沒有隨同。由此可見,江總書記當時就是比較受工人愛戴的。

  至于江總書記說他當時說最害怕毛主席,他的同事們都不記得有這樣的事情了,大家都認為在當時的背景下不可能說這樣的話。當時就連“百萬雄師”也一向是宣稱要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說自己進攻造反派是要打倒牛鬼蛇神對黨的進攻。即使在720事件發生時,“百萬雄師”也還只是說毛主席受了壞人的蒙蔽,派了兩個反革命(王力、謝富治)到武漢來支持反革命,也不敢公開表示自己與毛主席有距離。另外大家都覺得江總當時態度和立場不是那么很鮮明,兩邊的人都沒有拿矛頭對準他。

  不過江總說自己是百萬雄師的觀點,這倒可能是真的,正是因為如此江總還曾經受到不公正待遇。1967年10月9日周恩來總理帶領謝胡視察武鍋,有百萬雄師的人揚言要向周總理告御狀,當時是造反派主持接待工作,認為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完全是“塌”自己的場子,面子上不好看,因此采取了預防措施,把一些持百萬雄師觀點的人集中起來學習文件,進行隔離,其中參加學習的就有江總書記。據說江總在榮任總書記之后,還曾經對洋人提到當年被造反派剝奪了見周總理的權利。

  江總書記當年特別注意鍛煉身體,尤其嗜好游泳,這也沒有說謊。在此追加一點武漢人喜愛游泳的政治背景,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長江暢游之后回到北京,報章對此事進行了大力報道,還結合政治運動產生過“跟隨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間游泳”的政治比喻。在當年的武漢,游泳尤其受到人們喜愛,除了別的原因之外,還因為出于毛主席本人的號召,許多年青人把游泳和在政治風浪中間接受考驗,看做是一種隱喻意義上的追求進步的努力。假如江總愛游泳也是這個原因的話,顯然,就與他所表白的“最怕毛主席”有著根本性的不一致,至少在當時人們的眼里這是熱愛毛主席、響應領袖號召的表現。大概當時江總剛剛學會不久,有一次在東湖游泳時,犯了急躁冒進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離開湖岸太遠,有無法安全回來的危險,當時是一個“鋼二司”(武漢最大的學生造反派組織)的造反派學生,從危急之中拯救了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

  【按:據老田在北京郊區曾經訪問過的呂嘉平介紹,他發現江總的個人履歷中間存在著“兩奸兩假”(漢奸家庭出身的漢奸學生、假履歷假黨員),并多次寫文章在網絡上發布。這可能帶來了一些困擾,江總在湖北代表團的發言說造反派這樣一種懷有敵對眼光的力量全面清查過其歷史,推測是出于對呂嘉平網絡言論的回應。另外,曾經有馬屁精拍了《金陵子潮》電視劇,說江總在汪偽時期金陵大學緊跟中共地下黨領導過學生運動,老新四軍戰士、老地下黨員古正華同志認為這樣的編造是完全不靠譜的,他回憶說:抗戰期間中共城市工作的方針,早已經拋棄1930年代早期那種一定要搞公開的飛行集會的模式,改為秘密發展進步力量并保存實力的方針。當然編造這樣的假歷史責任應該由馬屁精編導人員自己負責,不能夠怪在江總頭上。同時,共產黨對汪偽政權轄區的大學生,也不是如國民黨那樣一概視為漢奸學生的。前空軍司令員馬寧老同志,也不同意呂嘉平說江總是漢奸家庭出身的說法,他認為江總的生父級別較低,不能夠稱為漢奸,最多只能夠算是“偽職員”。政府特別是公安部門的同志們,多次上門教育呂嘉平網友,但是沒有取得好的效果,因此,政府不止一次給呂嘉平老兩口買會湖南邵陽老家的火車票,數次派人護送他回老家。】

  附錄一:江澤民回憶文革(在人大湖北代表團的講話)

  國家主席江澤民主席十二日在北京兩會期間爆料,透露自己迄今唯一一次暈倒的往事,以及在文革中因脫口說了一句“最怕毛主席”,被造反派批斗了三天的經歷。

  文匯報十三日報導說,江澤民十二日在對湖北省的全國人大代表發表完講話后,看了看放在桌上的手表,說:“現在快11點30分了,我的講話用了7分鐘。我今天不耽誤大家的吃飯時間,接下來跟你們講一點我在湖北工作時的花絮。”此時的江澤民顯得輕松而興奮。

  “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漢鍋爐研究所當所長,當時正值文革,造反派問我最怕什么,我說最怕毛主席,就為了這句話,被批斗了三天,在高溫下暈了過去,被人們用‘十滴水’(注:一種解暑藥)搶救過來。”

  “我這輩子就在武漢暈過這一次。文革時我是贊成百萬雄師(注:當時武漢的一個群眾組織)的觀點的,造反派把我的檔案查了個底朝天,也好,證明了我歷史清白。也許正是這樣,我才當上了總書記。我認為年輕人應該了解文革這段歷史。”

  江澤民還透露,“在武漢時,每天傍晚5點多至6、7點,我都一個人到東湖游泳,我的游泳水平是在東湖練出來的。東湖就在武漢大學的邊上,讓我記憶猶新,我對東湖有很深的感情。”

  說到這兒,江澤民想了想,“還有什么花絮來著?”說著,他拿出帶來的小本,翻了翻,“對,對,還有武漢的豆皮!”看來,江澤民對湖北的確是充滿感情,小本子上寫了不少。

  “另外,我還喜歡去武昌洪山寶通寺吃素面,喝二西黃鶴樓白酒。我尤其喜歡武漢的豆皮,特別好吃,那可真是叫香!”被江澤民所感染,代表們都笑了起來。

  附錄二:江澤民傳在武漢工作期間的相關章節內容

  摘自:羅伯特·勞倫斯·庫恩《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

  而在當時,人們試圖采用務實的法解決中國的問題。最具革新精神的領域之一是由劉少奇的門生薄一波所領導的第一機械工業部。他營造了以工作成績為獎懲依據的環境,像江澤民這樣的人可以在這種環境中嶄露頭角。

  “江在研究所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發展國際合作,”沈永言回憶說,他在江到任后不久看望了江,“他說所長對這方面不感興趣。”江澤民熱愛學習語言,尤其是英語,加之思想開放,好奇心強,真是很有天賦。他訪問了很多國家,他的國際視野開始形成。

  1965年,一機部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出席在日本舉行的科技會議,江被選為代表團成員。由于中日沒有外交關系,因此兩國沒有直飛的線,代表團要途經香港。江對這個島嶼的繁榮與迅猛發展印象深。香港所有的行業——紡織、電子、航運、房地產和旅游業——都欣欣向榮。香港的出口額相當于中國大陸出口額的6倍之多!它跟上海的差距之大令人吃驚,而上海還被認為是中國的商業中心。島上精致的百貨商店及現代化的摩天大廈讓江了解到一個中國的城市可以達到怎樣的成就。

  他此行的表現和隨后所作的匯報給上級留下了深刻印象。1965年年中,部里有意將他調到北,在那里他可以協助管理全國的電機生產,但是一項新的、更為重要的任務突然出現了。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包括一個原子能研究中心內的一項重要工程——剛剛成立。汪道涵建議由不到39歲卻有著動力工程領域過硬履歷的江擔任所長兼黨委副書記。身兼兩職給了江很大的權力,這一任命把江提拔進了高級領導干部的行列。

  江對于這一任命心情復雜。雖然他將成有300多人的新機構的領導,但他更喜歡在北京工作的前景。新職務的一個不利因素是,他的家庭沒法與他同行。家人不得不留在上海——這是一段20年分居生活的開始。盡管江每年有一個月的假期可以與家人團聚,兩地分居還是使這個家庭,尤其是他的妻子在情感上付出了代價。另一個不利因素是,武漢作為湖北省的省會處于政治主流之外。不過,事實很快證明,這一點反而是天大的喜事。在此后的幾年中,政治的主流是任何人都最不愿卷入的。

  1965年11月10日,迫在眉睫的厄運初見端倪。一家上海報紙刊登了抨擊北京市一位副市長所寫劇本《海瑞罷官》的文章。評論的作者是一個叫姚文元的人,他聲稱該劇含沙射影攻擊了毛主席,陰險地暗示有黨的高級干部在背地里支持該劇。后來結果表明,姚自己才恰恰為他人所操縱,特別是毛的妻子江青以及上海的宣傳干將張春橋。他們三個再加上一個名叫王洪文的工廠保衛干部將會成為臭名昭著的“四人幫”。

  到了1966年3月,“四人幫”(譯注:當為江青等人,此時“人幫”尚未形成)對毛言聳聽地說,“你的命沒人理會,你的權威正被人篡奪”。毛則認為可以通過凈化中國的意識形態加速中國的發展,但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卻來源于他的信念,這信念生于他動蕩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須再次使中國革命化。“文化大革命”開始是為了阻止中國走蘇聯赫曉夫式的“修正主義”道路,最終卻化為十年浩劫,幾乎毀掉整個國家。毛想造福的對象——工人和農民——全都變更加貧困。

  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樣,毛又一次求助于人民,敦促他們譴責其領導人和被他稱為“閻王殿”的黨的中央委員會的一些部門。當年晚些時候,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小平分別被打成“頭號走資派”和“第二號走資派”。兩人都遭到清洗。劉少奇夫婦受到了紅衛兵長期的肉體和精神折磨。當監獄方面拒絕療劉少奇的糖尿病時,他的生命走到了盡頭。鄧小平也免不了承受較長時間的艱辛,但其命要好得多。

  類似的懲罰也落到了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的頭上。最初,他們并不認為這種瘋狂能夠持久,但在狂熱情緒和激進分子與投機分子的推波助瀾下,“文革”迅速升級,并失去控制毛澤東,一個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其人格卻被嚴重扭曲了,對他的崇拜籠罩著全國。年輕的紅衛兵大多數沒受過多少教育,他們揮舞著記錄著毛主席語錄的寶書,好像它是神靈的啟示一般,對任何他們認為是反革命的人加以審判。紅衛兵呼喊著制造不和的口號:“破四舊”(即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和“永遠忠于毛主席”等。

  大學被關閉了,教授們被流放到農場去清掃豬圈或在水稻田中勞作。當“革命委員會”接管了為數不多的在辦公的機構以后,運動進程告一段落。人們開始相互為敵——工人對工人、朋友對朋友、孩子對父母。隨著數百萬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掃進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毀掉了。30年后,江澤民說:“貶低和破壞美好文化藝術的荒謬行為是完全錯誤的。”

  起初,江最擔心的是他在上海的家人。到1966年11月,他意識到無政府狀態并沒有像多數人希望的那樣快要過去,而是正在不斷蔓延。12月,他請了一個短假去看望妻子和兒子。他決定取道北京,他這樣繞道有其深意,是想親身感受一下正在發生的一切。

  到達首都后,江了解到,一機部所有高層領導都已經或即將被打倒,并發配到農去掃豬圈和種稻子。汪道涵和江的其他朋友一樣都被流放。他們銷聲匿跡了10年或更久。

  上海的情景同樣令人不安。潮水般的紅衛兵蜂擁在市委大樓門前,高呼口號要求市委書記陳丕顯和市長曹荻秋下臺。兩人都曾有過光輝的革命記錄,現在卻遭到攻擊。據說是因為陳拒絕譴責劉少奇和鄧小平。12月30日,聚眾鬧事者突破了軍隊把守的路障,洗劫了中共上海市委的辦公室——該事件被稱為“康平路事件”。此后不久,陳就被揪出來參加了3次批斗會和公審,電視臺對此進行了現場直播。此后他和其他許多人一樣也被清洗了。江澤民后來把這一階段的動亂稱為“史無前例的破壞時期”其中有些是他親眼目睹的。

  1967年1月,江回到武漢,他發現“文革”的沖擊已像日的寒風,橫掃了這座城市。江保持了低調,他穿上舊軍服,普通人裝束無二。不過,作為研究所所長,他很容易成為攻擊目標。批判他的“大字報”貼到了墻上,其中之一寫道“江專而不紅”。他被指控為走“白專”道路,是“修正主義者”和“走資派”。他自己說過的話——“我們必須熱愛我們正在從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證,他還因為重復陳毅將軍的話——“‘專’就是紅,它們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民身上,紅衛兵找到了大量的攻擊點:他的知識分子背景、他成長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蘇聯的留學經歷。他能說多門語這一事實意味著他“崇拜外國生活方式”。他們還指控江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

  江的確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爾會在公開場合梳頭并整理著裝。他的朋友們有時候會以此開一些善意的玩笑,他們會說:“大腦袋小梳子。江會微笑著回敬他們:“愛美乃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與他的同學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運的。他沒有被清洗、流放或監禁。他有兩個救命的優勢:他生在一個“紅色”的家庭;他專注于科學研究。用“文革”的語言來說,他是屬于“靠邊站”,而不是被“打倒”。盡管如此,他還是很憤怒:畢竟他曾為建設黨和國家那么努力地工作。江后來告訴他的朋友和家人:“墻上的大字報真令人難以忍受。沒辦法同他們理論。對我而言,這是一種折磨與考驗。

  紅衛兵選了一個名叫劉振華的大學生來調查和審問江澤民,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為屈的事情。在審問中,江十分坦誠。他告訴這個神經過敏的學生:“你們年輕人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有各種各樣的人。你必須學會如何用自己的頭腦分析問題并發掘真相。”當劉指責他的“資產階級生活”時,江憤怒了。劉私下里告訴一位朋友,他非常感激江的忠告。

  盡管如此,江被拉下了所長的位子,接受公開批斗,被迫交代自己的“錯誤”并寫下檢討書。盡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時覺得生氣,有覺得好笑,但江努力持一個坦率正直的態度,不給那些壞蛋以任何借口對他進行變本加厲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絕為了開脫自己而牽連任何人。一段時間后,擊他的人好像已經用盡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是什么原因使江澤民遭受的迫害相對較輕呢?首先,他離北京和上海比較遠——那兩個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毛以及破壞共產主義的“走資派”的溫床。另外,江的個人行為無懈可擊:他沒什么財產,從不追求浮的生活方式。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強調他的父親是共產黨的烈士,而對他成長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則輕描淡寫。那時江還不知道,他的母校揚州中學是紅衛兵攻擊的早期目標,他們用鮮亮的大紅色把這棟“封建”大樓涂抹得面全非。

  江竭盡全力幫助所里的工作人員。他的辦公室主任楊,曾經在中南海擔任過10年的警衛工作,對黨很忠誠,但由于曾給中央委員會信批評“四人幫”(譯注:當為江青等人,此時“四人幫”尚未完全形成)而被打成“反革命”。江對他說:“楊同志,你確實是一個好同志。你一定要相信只要我們的老一輩領導人還健在,只要人民解放軍還在,天就塌不下來。最終,你會得到平反和正評價的。”

  在江被停職期間,他為技術人員組織講座和課程,考慮到當時反識的政治氣候,這真是個小小的奇跡。其中包括用英語和俄語來授課,吸引了100多名學生。他還加深了自己對核工程學及馬列主義的理解。頭一次有了那么充足的時間,他可以如饑似渴地讀書,特別是英語書籍,非常具有反諷意味也非常聰明的是,其中包括外文版的毛澤東著作。畢竟,怎么能夠批評他讀毛的著作呢?江的另一項自我完善是學游泳,這一技能成為他在以后歲月中最主要的鍛方式。

  9月,江探訪了一些新入所成員的房間,注意到他們中的4個人擠在一個狹小的屋子里。在與一位名叫華明春(音譯)的不到20歲的畢業生交談時,他說:“小華,為什么不和我住到一起呢?”聽這,新來的同志不知道該怎么回答,只是緊張地笑笑。“這不是什么大事,”江說,“所長和其他人都應該一樣。領導決不能搞特殊。”當華到了江的房間,他驚訝地發現江已經重新放置了兩張單人床,還把自己的小書桌放在床中間,與他共用。

  1967年是“文革”的暴力活動達到高峰的一年。華明春回憶說:“有一天,我問江所長,他想不想出去看不同紅衛兵派系間的武斗。他拍拍我的肩膀說:小華,你還年輕,你應當把時間用到學習上。如果我們沒有知識,就不能建設我們的國家。’”

  在華搬進來之前,江把所有業余時間都用于在宿舍里學習。他的床上總是堆著高高的書。如今他有了個室友,江便在辦公室里讀書,直到很晚才回來,幾乎總是要到華睡著以后。“他總是很小心地開門,”華說,“他從不開燈,總是摸黑作上床前的準備。”

  華和江在起住了3年。他記得江從不抽煙或喝酒。不過,他的確記得江的寬邊眼鏡,還有那頗有意思的頭發問題。華說:“我們所里有些人批評江的頭發留得太長了。他說江的發型是(解放前)30年代的。”

  江別無選擇,只能把頭發剪短,但當他回來時,聽到了同樣的抱怨——說他的頭發還是不夠短。因此他再次回去,讓理發師給他理了個政治上正確的寸頭。當他這次再回來的時候,他摩挲著幾乎已被剃光的頭問他的室友:“小華,現在我的頭發怎么樣?”

  華忍不住笑了起來。他說:“好啊,江所長,短頭發能防止被人‘揪辮子’。相信我,這次沒人會批評你的發了。”

  江澤民在武漢的那幾年里,只有很少的個人財產——一舊皮箱、一個人造革手提包、一條藍色碎花小棉毯、一頂舊蚊帳、一個小收音機以及一個煤油爐。研究所沒有食堂,單身漢要吃飯就得到隔壁的武漢鍋爐廠去。有時候,江工作或學習太忙,他會給華留一個字條,讓他帶碗米飯回來。其他時間,他會用煤油爐做點簡單的湯面。“我們所里就有煤油”華解釋說,“但江總是到商店去買他需要的那一點煤油。”

  “個人的就是個人的,”江說,“所里的就是所里的。我們必須公私分明。”

  “在我看來,這有一點過分了。”華補充說。

  1968年,有更多的人進所,由于沒有空房子,兩個人搬進來與江和華同住。江對華說:“我們要同甘共苦。”他的室友聊天打牌,但無屋子里有多吵,只要江在屋里而又沒睡覺,他就總是在讀書。有一次,一個室友的家人來訪,江建議所有其他人另找地方睡幾天,讓那家人有些私人時間一起。

  多年后(1991年),華明春驚訝地得知江澤民是江上青的兒子。“我們在一個小房間里生活了3年多,”華當時說,“但他從沒對我提過他是烈士的兒子。”

  1967年10月9日,周恩來總理——這個災難性的時幾個孤獨的理性的聲音之一——訪問了武漢。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按要求夾道歡迎這位偉人,江與其他同事一樣,都把這看成是一種榮譽但是,就在周到來之前,江和另外6名靠邊站的高級領導被強行關進一個空屋子里,出來。這讓江感到苦澀和失望。他說:“今天,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見到周總理。”江的同事從沒見他么沮喪過。

  在停職近兩年后,江澤民被要求接受黨的嚴格審查,結論是在江的個人背景或政治行為中找不到任何嚴重問題。結果,江被送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得名是因毛澤東在這一天號召知識分子去體驗農民的體力勞動。干校位于一個農場,通過身體受苦的方式來改造人,據說這是錘煉政治純潔的火焰。吃飯就是用粗糙的飯碗,像農民一樣蹲在地上吸溜面條。幾十年后,江記得農場那“塵土滿天、泥濘崎嶇的鄉村小路”。

  江在農場住了一年多。由于性格使然,江充分利用了這段時間,并和一些人建立了友誼。除了按要求養豬和種小麥,他靠演奏樂器、練習書和繪畫來打發時間。文化興趣又一次使他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狀態。轉折即將來臨,干校生活是江復出的第一步。

  對包括江澤民家族成員在內的很多其他人來說,這個代顯得更具破壞性。他父親的弟弟——五叔——在戰爭年代曾冒著生命危險為一家地下印刷廠工作,卻在當時一次典型的大規模集會上被迫害致死。他的妹妹江澤慧被下放農村勞動。江澤慧平靜地回憶說:“我是在學校負責管理學生的一名輔導員。在造反開始的時候,學生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他們首先攻的是他們認識的人。”

  她丈夫因為曾在蘇聯學習過,所以被認為是一個蘇聯間諜,受到清洗。江澤慧說:“每個人都會受到各種懷疑。他們把你劃成什么,你就是什么。”

  1971年初,江澤慧和她的丈夫還住在放的農村時,他們被準假去南京她公婆家過春節。江澤民那時恰好也在南京(在他哥哥江澤君家中),但他不知道他妹夫的父母住在哪兒,便焦急地到處尋找。

  江澤慧回憶說:“當他最終找到我們時,焦慮不安地提了一大堆問題。想馬上知道一切。‘所有帽子都摘掉了嗎?’‘你們平反了嗎?’‘現在生活怎么樣?’”江告訴妹妹黨的調查人員已經完成了對他的審查工作,他已被證明清白。“他好像對那些徒勞無功的事很感沮喪,雖然他并沒有怨天尤人。”江澤慧說。

  江澤民的兩個兒子,江綿恒和江綿康也成了那個時代的受害者。他們的學業,同30年前江本人的學業一樣,被政治動蕩打斷了。江是被入侵中國的日本人,他的兩個兒子則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誤了。盡管江在武漢“靠邊站”的時候兩個兒子有時能來看父親,但“文化大革命”改變了他們的生活。14歲的綿恒剛剛初中畢業就被送到農村,他同其他許許多多的知識青年一起接受農村的教育改造。綿恒在糧庫工作,成天背大袋面粉。弟弟綿康在1968年初中畢業后參了軍。直到1979年,兩個孩子得到了完成學業的機會。

  江澤民以達觀的態度來面對家庭和國家遭受的創傷。“我們經歷過‘文革’的人,都會對曾經在肉體和感情上折磨過自己的人深惡痛絕。”江澤慧解釋說,“但三哥鼓勵我要以歷史的觀點看問題,要與人為善,即使是對那些曾經陷害過我們的人。他說,‘如果你能夠贏得他們的心,他們將與你和平相處。’”

  王慧炯解釋說:“江主席很少跟我談及‘文革’,我們不需要談。們忘不掉那些痛苦。我們忘不掉被摧殘的生命和被毀掉的一代。我們忘不掉那些對中國可怕的傷害。我們忘不掉那些激進的極左分。我們倆都是知識分子、專業人士——沒有必要說更多了。”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相互競爭的派別之間重新分配了權力,恢復了一絲穩定,并指定軍隊領導人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文化革命”的天下大亂勢頭已經減退,平反遭清洗干部的工作悄然展開。

  1970年,江澤民離開干校回到北京。在“斗批改辦公室”過渡了一段時間后,他成為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的副局長,這是他的第一個正式的政府職務。這次調動標志著他的事業出現了一個根本性的轉移:從工業到政治。被他稱作“23年一線工作經歷”和“基層時期”的階段結束了,一個新的時期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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