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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斌: 論意識形態的國家權力原理 ——兼論中國國家權力的結構性問題

2017-09-18  作者:楊光斌  來源:《黨政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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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于網絡

政治學被稱為“國家學”,即講授和研究國家權力的學問。什么是國家權力?這似乎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常識性問題。政治學基本上都是沿著韋伯式國家觀而展開,把國家視為“在特定領土范圍內壟斷了使用武力的正當權力的政治組織”。〔1〕這只是國家的一種組織屬性,其實韋伯還講了國家的精神屬性,那就是其著名的合法性概念,合法性理論其實就是意識形態理論。韋伯更注重文化主義路徑,即合法性有無至關重要。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關系,在馬克思那里都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都是被經濟基礎即經濟權力所決定的,但是起著不同程度的反作用。對這些關系的看法,取決于研究的對象,比如是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其他類型的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權力的重要性無處不在,可以說是主宰所有其他權力的權力;而在中世紀的歐洲或者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封建制社會里,精神權力都是支柱性質的。這是就國別政治而言的,而就世界政治而言,世界政治其實是一種文化政治,尤其是“冷戰”時期,“世界”變成了論說的對象,變成了“觀念的世界”,世界政治變成了“觀念的政治”,其中以自由主義民主為基礎的美國文化霸權最終打贏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很多國家因此被顛覆,從而更彰顯了意識形態權力的重要性。因此,需要上升到國家權力原理的高度去認識意識形態。

關于國家權力的認識在知識論上已經取得一定程度的突破,只不過尚未變成普遍化的知識或曰常識。比如,在被稱為韋伯之后最偉大的歷史社會學家邁克爾·曼那里,國家權力的結構性要素包括政治權力、經濟權力、軍事權力和意識形態權力;其中政治權力代表著國家權力。也就是說,研究國家權力,不但要研究傳統的政治權力,還要研究政治權力的基礎性權力即經濟權力和意識形態權力。因為西方教科書中未有這樣的內容安排,很多學者也未知這種已經存在多年的新成果,以至于很多國內讀者一碰到意識形態權力這樣的字眼就條件反射性地反彈,認為研究意識形態就是“極左”的那一套,就是在搞政治大批判。這種認識水平嚴重滯后世界政治現實,甚至連政治學學科的基本屬性都未能把握,殊不知,美國政治學被稱為“冷戰學”,因此流行于世的權力學說就是經過科學主義包裹的意識形態權力。更重要的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很多出了大問題的國家,不是因為軍事權力出了問題,也不是政治本身出了問題,而是受制于人的經濟權力和意識形態權力出了問題。這就是從國家權力“原理”的角度看待意識形態權力。

國家權力的結構

邁克爾·曼的《社會權力的來源》告訴我們,政治權力即我們常說的政權,是階級沖突和軍事戰爭的產物,也就是說,政治權力只不過是政治斗爭的一種結局而已。弗蘭克·梯利也早就告訴我們,“戰爭制造了國家”,其實這里面就包括了軍事實力與經濟權力兩大要素。進而,軍事力量的基礎又是什么?軍事制度、組織水平以及戰略戰術固然很重要,但離了征稅系統和軍糧供給系統,組織得再好的軍隊也難以運轉,也就是說,軍事權力的基礎是經濟權力。歷史上,一個政治共同體或國家的權力并非都是有形的,信仰本身就是權力的象征或國家權力的基礎,中世紀宗教戰爭如此,冷戰更多的是一種信仰體系之間的較量。因此,意識形態權力是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能被忽視掉。那么,到底如何認識這四種權力呢?

在邁克爾·曼那里,按照權力發生的時代性或次序,依次為意識形態權力、經濟權力、軍事權力和作為結果的政治權力。

1.意識形態權力。

意識形態權力通過語言、文化學習、宗教而傳播并影響人心的觀念、學說。前現代社會,因為識字率不高,官方語言就很重要,比如殷商時期最重要的權力就是真人的占卜。在官僚制形成之后的古代中國,尤其是“獨尊儒術”之后,中國國家權力的基礎并不是韋伯所談的歐洲國家的兩個支柱即軍隊和官僚制,在中國則是儒學和官僚制,即國家的基本秩序從來不是靠軍隊維系的,軍隊只是對外,國內則是一種基于“文教”的生活方式或自發秩序。無論是農民起義而取得的政權,還是其他形式的改朝換代,都傳承了儒家思想,而官僚隊伍也是依靠儒家學說組織起來而運轉,其中最核心的統治思想就是民本,是一支民本主義化的官僚隊伍。在歐洲中世紀,思想控制權而形成的等級、地位更為突出,即地位穩固不但來自對財富的占有,更來自專業技能如軍事才干和知識壟斷權如僧侶和寺院。也正因如此,在韋伯看來,推動社會變遷的不僅是技術、生產力,還有文化即思想觀念。這是韋伯對馬克思的補充,即在承認唯物論的基礎上而突出文化對于制度變遷的重要作用。

工業革命讓人們的思維更加結構主義化,即按照自然科學的方式去思考世界。而這種思維方式本身,也就是一種力量,是以機械唯物主義去看世界,還是之前以破除神權思想的笛卡爾式的唯心主義去看世界,對現實國家的影響力都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哪怕是在滾滾向前的工業革命的浪潮里,思想的力量也從未停止過作用,很多時候還是權威式的支配作用,比如法國啟蒙運動以及之后的歷史上第一次系統地表達了窮人利益的馬克思主義。只不過,意識形態權力都被掩蓋在一路掘進的物質主義運動中。

但是,“冷戰”把世界政治拉回到中世紀式的神權政治之中,一切以“主義”為標準。意識形態之爭是誘發冷戰的根源,因此形成于冷戰之中的思想、社會科學無不為意識形態權力服務,無不是追求以觀念打敗對手。兩極對立的陣營是這樣,在各自陣營內部也是如此,如哈耶克追求的就是“以觀念打敗觀念”,即新自由主義打敗凱恩斯主義。這其實是陣營內部的“人民內部矛盾”,追求對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在觀念戰爭中,不得不承認,西方國家做得更好,因而“打贏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就政治學而言,一直充滿著張力的“自由”(財產權)與“民主”(平等權)被建構成“自由主義民主”,薩托利直言這是戰后西方社會科學的最偉大的成就。確實,信奉“自由主義民主”成為世界上普遍化政治。

在學科意義,已經有研究指出,包括學科范式的建構者也不諱言,從影響美國比較政治學20年的阿爾蒙德的結構——功能主義,到1980年代建構起來的“轉型學”即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制度最終都美國化,最終都是以研究范式之名而內嵌的觀念、思想、制度,這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西方中心主義了,就是西方制度模板的意識形態學。遺憾的是,國內不少讀者居然視之為“政治科學”。沒有比這更有成就的意識形態建構了。一句話,“世界”不僅僅是物化的,而是觀念化的建構,是一種“觀念鏡像”,這個“世界”是什么樣子,取決于人們從哪個角度看,取決于人們用什么觀念去分析。沒有什么權力比能操縱人的觀念、思想和意念的那種權力更有力量了。

2.經濟權力。

經濟權力是國家權力看得見的來源和基礎。經濟權力的表象是GDP總量,背后則是經濟制度和經濟思想(又是意識形態權力)。

經濟制度不但包括我們熟悉的產權制度、交易制度,還有這些制度背后的工具性形態。不同時代,工具性形態是不一樣的。在農業社會,運輸系統(比如中國的大運河)、城市、水利系統,對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很關鍵,大運河徹底把中國統一起來了,中國也因此殷實起來了。在工業社會,組織化企業就是經濟權力的直接來源,格申克龍的《經濟落后的歷史透視》經典地描述了企業的組織形態、制度安排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到了現代的金融資本主義社會,外加交易系統的互聯網化,資本市場就成為經濟權力的核心。從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到2008年西方金融海嘯,都證明了資本市場之于經濟權力的重要性。今天,中國正在上演資本市場考驗中國經濟安全的劇目(2015年連續三個星期的股市暴跌導致市值蒸發21萬億)。在互聯網金融時代,失控的資本市場一夜之間讓中產階級變為窮人,經濟增長的成果一夜之間被擄走。

如果說經濟權力的表象層次是GDP財富總和,第二個層次是經濟制度,第三個層次是工具形態,第四個層次則是經濟思想。雖然2008年金融海嘯已經證明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的失效,但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則依然主宰著經濟學界,甚至經濟主管部門。如何評估經濟思想對于經濟權力、其實是國家安全的直接影響,依然是個開放性的問題。比如,一個政府可以很快地控制看得見的軍事權力、經濟部門,但難以很快掌控經濟部門的實際管理者的思想和觀念。此次中國股市風云,其實就是一次市場化觀念與政權之間的“游戲”。2015年5月25日的《人民日報》“權威人士”明確宣布中國必須、也有信心繁榮資本市場,讓百姓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但接下來的三個星期卻是股市暴跌。也就是說,市場化觀念中的自動均衡原則在資本市場并不管用,但很多人對此卻深信不疑。〔2〕因此,離開了經濟思想而去簡單地以制度、工具、財富總和去測量一個國家的經濟權力,是一種貌似科學的、但實際上并不能反映客觀效果的做法。

3.軍事權力。

歷史上大多數國家權力是由軍事權力直接締造的,正如毛澤東說“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梯利也接著說“戰爭制造了國家”。軍事權力如何強大?歐洲歷史上,羅馬共和國因士兵“愛國”而強大,中世紀封建領主的軍隊則依靠騎士的忠誠,而日本武士的尚武文化則為人稱道,靠當兵吃飯的雇傭軍則靠不住。所以,中外歷史上,“士氣”都是不輸于“兵器”的重要力量。除了士氣和兵器,軍隊的組織形式或軍事制度之于“士氣”的組織和充分發揮作用很大。在這方面,毛澤東是天才的軍事組織家,“三灣改編”確立了軍隊的民主主義原則和“支部建在連上”的首創,從而使同一個軍人表現出完全不同的風貌。之后,“古田會議”又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從思想上徹底武裝紅軍。正因為如此,在兵器現代化程度遠不及國軍的共產黨軍隊,“小米加步槍”的軍隊居然打敗了美式武裝的國民黨軍隊。同樣,在朝鮮戰場上,美軍的“絞殺戰略”制服了意大利半島上的德軍,但卻不能阻嚇志愿軍,在長達三個月的“絞殺戰”中保證了鐵路、公路的暢通,這同樣是“士氣”與“兵器”的較量。而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美國四輛坦克居然能長驅直入巴格達,如入無人之境,足見失去了靈魂的薩達姆親手締造的“共和國衛隊”多么不堪一擊。總之,士氣、兵器、組織形式,是中外歷史上強大軍事權力均不可或缺的有機性要素。

4.政治權力。

在邏輯關系上,政治權力是其他權力作用的結果,也是國家權力的最直接表征形式或國家權力的行使形式。因此,和國家權力的性質一樣,政治權力具有普遍的強制性,是對特定疆域的人和事的排他性管制性,是暴力機器的唯一壟斷者,因而是有天然的暴力潛能。這是我們非常熟悉的韋伯式國家觀或權力觀。但是,正如米格代爾的研究所發現,韋伯的強國家只是根據歐洲經驗而來的觀念的國家權力,而在歐洲國家之外的很多發展中國家,比如印度、埃及及其他非洲國家,尤其是塞拉利昂這樣的部落式國家,事實上不是強國家,而是“強社會”。封建地主、部落領主、商人、軍閥、土匪盤踞在碎片化的社會里,不是強國家,而是強社會。也就是說,“實踐中的國家”與韋伯式“觀念式國家”完全不同。在這些國家,不存在統一的意識形態權力,軍事權力碎片化,經濟權力只是“生存政治”即不擇手段生存的方式而已。

米格代爾的“強社會中的弱國家”是對韋伯式國家觀的突破,同時邁克爾·曼關于政治權力的“專制性權力”與“基礎性權力”的劃分,更是大大豐富了我們關于政治權力的知識和觀念。所謂“專制性權力”,就是統治者不與社會協商而主觀武斷地或強制性地推行自己意志的權力;“基礎性權力”則是權力滲透到社會結構、統治者與社會協商而貫徹自己意志的權力。在邁克爾·曼看來,很多國家只有專制性權力而缺乏基礎性權力。

綜合而言,政治權力的強弱并不是簡單地視其強制力、對暴力的壟斷程度,而是看在國家—社會關系中相互賦權,相互傳遞正能量的程度。一方面,要看合法壟斷暴力的機構滲透社會結構的能力,反過來,也看社會支持、配合政治權力的程度,這些都離不開作為“網絡”的意識形態權力。

意識形態權力:國家權力之魂

邁克爾·曼的國家權力研究,讓我們在觀念上突破了政治—經濟關系二維分類或韋伯式文化主義論。國家權力不是簡單的整體,而是“同盟的、重疊的、交叉的網絡”,即“互動的制度化網絡”。〔3〕國家權力有分工,即意識形態、經濟、軍事組織和政治組織之間的功能性分工,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家權力是由彼此孤立的若干領域組成的——雖然每一領域都有若干組織、功能、目標和手段所構成——它們彼此的聯系是那些關乎外部目的的聯系,〔4〕或者說人類并不是要追求四種權力形式本身,而是在人類演化中這些權力形式是實現人類目標的組織、制度手段。〔5〕這是就起源而言的。但是,在歷史演化中,這些組織、制度、手段卻反過來制約、影響著人類目標。

作為“互動的制度化網絡”,國家權力的評估就變得更加復雜化,我們很難以單項領域的組織或制度去代表一個國家的國家權力,否則就無法解釋歷史上的國家興衰與政治組織或軍事集團的命運。在四種權力形式中,經濟權力、軍事權力和政治權力都是可見性權力,也就是可以測量的,而意識形態權力則是在看得見狀態與看不見狀態之間的、又無處不在的“彌散性權力”(the diffused power)。四種權力關系是無比復雜的,而所有其他權力都離不開意識形態權力的論述或者牽引性作用。

意識形態權力是一種獨立的組織形式,看上去是政治權力主體制造的副產品,即馬克思所說的所有意識形態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但是,這個“副產品”在歷史上很多時候并不是統治階級的直接制造,而是以與統治階級有密切關系的文化界、教育界為主體的。文化權力主體與政治權力主體、經濟權力主體的關系,在有些國家是顯性的,而在有些國家是隱性的,以獨立主體的面目出現,比如西方的新聞與高等教育,看上去是獨立的,但離開特定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就難以存續。因此,意識形態權力必然是有“彌散性”。彌散性就意味著意識形態權力以一種本能的、無意識的方式滲透到整個人口之中,直接影響著每個權力形式,從而構成“互動的制度化網絡”之魂。

首先,觀念與政治權力的互動。流行的概念是政治權力合法性,即人民對權力的自愿接受和認同,從而產生權威。這是理想類型界定,即模式化概念。合法性如何形成的?“冷戰政治學”嚴重偏離了韋伯的合法性概念,從老一代的行為主義者拉斯韋爾,到著名的民主理論家羅伯特·達爾,都專門研究了意識形態與政治合法性的關系。拉斯韋爾把二戰戰場上的心理戰,直接嫁接到政治心理學。而在《現代政治分析》中,達爾則把意識形態視為一種操縱性權力,即政治支配者知道讓被支配者該知道的東西,掩去被支配者“不該知道”的東西。其實,這就驗證了馬克思關于意識形態的思想,一切思想其實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如果說作為權力載體的政治制度是一種可視的硬件,而硬件的運行原則則離不開思想觀念的規范與推動。世界上沒有無“靈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權力,只不過這個“魂”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借來的或外生性的,甚至是“叫魂”的結果。外生性的“魂”很難真正成為一種政治制度的規范力或推動力。所以,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雖然變得是有高度的“同一性”了,即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但這個“魂”是沒法改變各自的文明基因的,結果只是形似而已,借來的“魂”并不能給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帶來預期的牛肉和福祉。不僅如此,更多的國家因此而再也難以有回頭的希望之日。但是,意識形態權力卻能起到“安魂”的作用。比如,印度人與中國人交流時,談到治理、民眾福利時很仰慕中國,但一談到民主就馬上驕傲起來。其實,這也不過是安了一部分精英分子的魂,如果問一般大眾印度民主如何,態度與精英是不同的。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了,中國既得利益階層因為得到而更不滿,總是在用“合法性”之類的概念套中國政治,而普通民眾則安于現狀,認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絕不是夸大之詞。這是哈佛大學社會學系與北京大學國情研究中心聯合調查的發現。也就是說,對于中國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而言,他們更容易以特定的意識形態標準來“觀照中國”,中國變成了“觀念的世界”的研究案例。

正是因為意識形態是政治制度之魂,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制度(也可以稱之為專制制度)運轉得如此之長,長達兩千年!其中的奧妙就在于中國古代官僚制的主體都完整系統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科舉制更是將思想與制度渾然一體。因此,晚清之前的中國社會秩序在很大意義上具有“自發性”,是一種自我維持、自我修復的狀態。不是靠“捕快”這樣的警察,而是靠官僚制維持大秩序下的家庭倫理本位的小秩序,要知道古代中國的“官”基本是不與“民”接觸的。可以說,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像中國一樣,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里,主要依靠一種信仰和規范而自我存續下來。比較而言,甚至連自由主義故鄉英國的“自發秩序”都難以比擬。

在邁克爾·曼看來,在前現代社會里,意識形態權力相對于經濟權力、甚至軍事權力更重要,但這并不意味著意識形態權力對于現代社會的作用就遜色了。要知道,“現代性”并不是一個自發到來的過程,而是靠革命(包括政治革命、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催生的。無論是美國的獨立戰爭,還是后來被稱為“大革命”即社會革命的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以及中國革命,無不以“主義”優先,無不靠“主義”引領。新興民族國家的出現,也是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雙重奏的產物。更別說把世界分為兩極的“冷戰”,活脫脫的一幅中世紀的宗教戰爭再現。后冷戰時期,意識形態之爭并沒有降溫。

可以說,我們“生”在當下,“活”在過去。從古到今,從他國到中國,意識形態權力都與政治權力如影隨形。正因如此,政治學一直是研究觀念和“主義”的學問,即所謂的政治哲學,只是行為主義興起之后,“政治”才被冠以“科學”的符號,名曰“政治科學”。“科學”了就沒有“主義”了?在美國依然大行其道的理性選擇主義到底是什么?第一,個人的選擇是沒有歷史時空,沒有規范、制度約束的唯利益最大化的計算嗎?顯然不是。第二,作為家族概念的理性選擇主義假設,因為個人的偏好不同,最終難以形成穩定的多數(“阿羅不可能定理”),因而不存在多數人的公共福利。這種假設有現實的社會基礎嗎?難道大多數美國人不支持控槍以尋求生命安全這個最大公約數?難道那么多的窮人不需要醫療保障?就是這樣一個有違常識的理論,居然能在美國流行,一方面說明個人主義的文化多元性,另一方面也說明思想支配者是多么聰明,一切成敗都是個人的事,與社會無關,更別怪政府,別怪國家。因此,當金融危機到來的時候,失業、還不起房貸而成為無家可歸者,甚至因事業失敗而自殺,都是你個人無能,不是國家的責任,與政治制度無關。意識形態權力運用到這個份上,堪比神權政治還成功。要知道,為宗教犧牲是建立在識字率不高的前現代社會,而現代意識形態則是建立在科學知識普及程度極高的現代社會。社會條件更不同,挑戰更大了,但意識形態卻是毫不遜色,甚至更成功,只能說明整個國家對意識形態的投入更大了,更體系化、更制度化了。在中世紀神權政治時代,意識形態權力占有者只有僧侶、寺院,而現代,除了若干政府部門、民間外交,更有龐大的高等教育系統。按照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研究,現代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生產支持政治制度的文化產品,即與“經濟再生產”相呼應的“文化再生產”。

在知識論的脈絡里,西方現代大學教育和知識分子的話語,基本上傳承了既有的政治——文化傳統,即掌握意識形態權力的教授大多數秉承了特定的“身份意識”。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基本上是論述既定政體合法性的歷史,而馬克思這樣的批判家則是當時的非主流。法國的“知識分子”看起來有些異類,異類者也是鳳毛麟角。比較而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系總是更復雜。這里面既有自己的文化傳統,也有外來因素而刺激了自己的傳統。自宋明理學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就以指責“皇帝”而驕傲,以“帝王師”自居,程頤指責宋真宗的故事流傳下來成為美談,從此之后,知識分子就高大上了。而當20世紀革命風潮開啟之后,知識分子是極端思潮的引領者,不滿意各種現狀。一千年的“老傳統”,加一個世紀的“新傳統”,塑就了知識分子與政權的特殊關系。在這個關系中,知識分子其實一直充當著意識形態權力的支持者或反對者的角色。胡適所謂的“多談問題,少談主義”,無疑是個偽命題。因為,如何解決“問題”,都是“主義”的范疇。就是這樣一個偽命題,居然能流傳下來。其實,流傳下來本身,就說明知識分子是脫離不了意識形態的。為什么?我們不要忘記常識:國家權力從來離不開意識形態權力,而意識形態權力的主體,就是讀書人或曰知識分子。

其次,意識形態權力與經濟權力的互動。如前,經濟權力由工具(如運輸方式)、組織(如企業)、制度(如產權制度、交易制度)和經濟思想構成。在不同的經濟思想支配下,工具、組織和制度的組合方式和運行機制是有區別的,結果也是不一樣的。而經濟思想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權力。

在世界近代史上,經濟思想的競爭從未停止,或者說國家權力之間的較量很多時候也就是經濟思想的較量。第一次將一種經濟思想普遍化的工作便是斯密的《國富論》之“看不見的手”假說與德國李斯特的“國民政治經濟學”,李斯特認為“看不見之手”純是防止后來者居上的“踢開梯子”的行為,因為直到19世紀40年代,英國才真正開始了自由市場,而此前,尤其是在18世紀之前,奉行的是典型的重商主義。這一爭論事實上延續到二戰結束。第二波的較量則是冷戰時期凱恩斯主義與斯大林式社會主義即計劃經濟之爭,前者陷入滯漲之中,后者也導致經濟體制的僵化。第三波則是興盛于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因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失敗,以新古典主義學派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獨霸天下,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而崩盤。所有的爭論,核心命題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新自由主義又加上了一個私有化程度,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西方經濟學界盛行的依舊是新古典主義學派所建立的市場自動均衡模式,而這一觀點也在包括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專業經濟部門盛行,對官員的思想起支配作用。但是,中國的“六月股災”(2015年)再次證明,資本市場是難以實現自動均衡的,美國政府不救雷曼兄弟而使之破產、挽救高盛公司而使之存活,“均衡的市場”離不開政府的干預。比較政治研究的結論是,很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因信奉自動均衡思想而國家權力被掏空,國家之敗不是敗于軍事競爭,不是失之政治體制,而是敗于經濟思想下的經濟權力較量。在經濟權力上,中國的優勢在于,即使在過去近40年的改革開放之中,盡管有學者認為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是受新制度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脈)所支配,為什么沒有變成學說中所期許的市場化與私有化?為何依然保留強大的國有企業,政府為何依然發揮強大的作用?奧妙就在于,其中既有文明基因的智慧,也有政治體制的作用。在文明基因意義上,和東亞地區的其他共同體一樣,當其他國家放手于市場和私有化時,“以民為本”即民本思想決定了政府不可能放任不管,因此東亞創造的是“發展型國家”模式,而鄧小平創造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意味著,中國計劃經濟體制必然轉型,不但有交易上的市場機制,還有鼓勵私有產權的企業。而“社會主義”則意味著,市場經濟在理念上的指導原則是社會主義,在政策過程中則是國家、政府對產業的調整,對市場的干預。因此,即使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時,仍然也不忘發揮政府的調節作用。這是從思想而言的經濟權力。

在信息化、網絡化的社會,經濟權力中的工具要素變得空前復雜,技術專業化程度空前之高,挑戰空前之大,突出表現在金融系統和資本市場這種工具上。比較而言,從羅斯柴爾德金融家族的興起,到今天的高盛、美林,西方的金融市場已有兩個世紀的歷史。在這兩百年里,不但對世界金融資本的控制力難以想象,其資本手段的成熟也不是短期內能學習到、能掌握的。比較而言,中國的資本市場只有20年的時間,無論是實力還是金融杠桿手段,中國都是小學生,很多發展中國家也是學徒。因此,索羅斯們自由返往于國際資本市場,不少國家被掏空,從印尼、泰國,到南美的阿根廷、巴西,莫不如此。

這樣,到了這個時代,經濟權力的來源已經不再單單是經濟思想,對經濟權力的更直接的威脅則是作為工具的資本市場。

再次,意識形態權力與軍事權力的互動。如果意識形態權力能直接影響到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也當然能直接影響到軍事權力,而且,受錯誤意識形態影響的軍事權力,對于一個國家的國家安全和政權基礎,危害性更大。軍事權力由士氣、武器和組織化程度構成,其中的“士氣”直接關系到意識形態權力。人們常把軍隊比作國家的柱石、“國家長城”,顯然“士氣”與“愛國”直接關聯。“國家”是何物?抽象的概念其實是特定語境下的象征物。保衛“祖國”之國家,包括對一個國家歷史文明的認同、對大地的熱愛以及對自己身份的確認;為“共和國”而戰,指的是對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的自豪感,這里的政治制度就是國家;為“天皇”戰死,天皇就代表著或象征著日本國;在黨國同構的國度,黨代表著國家,黨亡則國亡,如前蘇聯蘇共解體引發的國家失敗。凡此種種,作為軍事權力構成部分的“士氣”都與“愛國”有各種形式的、直接或間接的聯系。近代中國以來的現代軍隊興衰史,是研究軍事權力的最好樣本和案例。在甲午戰爭中,中國敗給日本的原因固然有政治權力上的即政治制度上的,但政治制度則是相對不那么直接,直接的原因是軍事權力本身。就軍事權力最重要的構成部分即武器而言,中國的鐵甲艦以及大口徑炮彈,都勝過日本,輸在組織形態上,即北洋海軍與其說是國家的,不如說是北洋派系即李鴻章的。當時北洋艦隊的征兵方式是事實上的雇傭軍制度,即北洋海軍總部把錢打包給艦長,由艦長雇兵,而雇來的兵士也難免不了沾親帶故的。結果,在作戰中,就出現了艦長為保護本艦官兵的生命而不配合其他戰艦的現象。這樣的組織形態必然會影響到官兵的士氣。雖然有鄧世昌這樣不怕死的,但怕死的也不少。不但戰艦上有怕死的“管帶”,陸軍、官府也膽小怕死,以至于日軍還沒有打到威海,守城官兵人去城空。甲午戰爭是典型的組織形態決定士氣,士氣決定輸贏的一場國家權力的較量。

中國軍隊的第二個階段就是國民革命軍對北洋軍閥。北伐成功并建立南京國民政府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當時的國民革命軍組織形態、作戰系統的先進性,而是軍隊有了理想主義的追求,即救民于水火之中,而其他軍閥更多的是流寇,或沒有國家的“坐寇”。

第三個階段,又是中日戰爭,即抗日戰爭時期。大好河山所以淪陷,不是日本有多強,而是中國人有多不團結,出現了幾股偽軍,滿偽、南京偽政權以及華北一帶的“皇協軍”。原因在于,中國人沒有“國家認同”,只認同眼下的利益。這里“愛國”的有無,決定了“士氣”的有無,無國家觀,別說抗日,甚至直接投敵。

第四階段就是國共大較量。這是眾所周知的歷史,共產黨軍隊在武器裝備上遠遠落后于國軍,但組織形態和士氣遠不是國軍所能比擬的。共產黨軍隊的優勢直接延續到朝鮮戰場,在敵我裝備如此懸殊的情況下,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打了個平手。這是中國軍隊一百年來第一次在境外取得的勝利戰績,由此確立了中國政治大國的地位。

在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軍事權力中,比較而言,軍隊組織看上去是與意識形態相距相對較遠的權力系統,似乎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直接依賴于思想和觀念。但是,中國軍事權力的歷史則說明,相比于大多數為利益而戰的軍事組織,中國軍隊則是一支毛澤東所說的“懷有特殊理想的武裝集團”,1929年的古田會議所確立的黨指揮槍原則,使得這支軍事組織根本性地不同于其他軍事組織。

在國家權力的四種權力中,政治權力——經濟權力——軍事權力之間的密切關系早已為人們所熟知,沒有必要贅言。需要指出的是,這三種組織化、制度化的“硬權力”的互動,或者單個領域內各自的作用,均離不開無形的、又無處不在的“彌散性權力”的牽引,成為這些權力的無形之魂,因此也自然是國家權力的靈魂。因此,人們才把意識形態視為“立國價值”,“立國之本”。這是在最一般的意義上講意識形態權力與其他權力的關系。事實上,彌散性的意識形態權力還具有空間的超越性,從宗教的傳播、其他思想的傳播,都決定了意識形態的非局域性限制。比較而言,政治權力和軍事權力都是特定領土上的制度化、集中化組織。問題就來了,特定疆域上的意識形態可能不止一種,甚至N種,呈相互競爭態勢。意識形態權力的彌散性和超越性自然地影響其他形式的權力主體,權力主體不但是制度,更是制度中的人。人的觀念不但是一個被教育而習得的過程,更有一種自主性學習而形成的過程。而觀念的被認可度,即觀念的流行度,是直接衡量一種意識形態權力的最好標尺。這樣,在國家權力的制度化網絡中,有形的制度網絡即政治權力——經濟權力——軍事權力之間的關系到底如何互動而顯得更有力量,離不開意識形態權力這個無形的網絡的牽引。而意識形態的整全性或分裂性,則是國家權力之為國家能力的一個重要的觀察視角。

中國國家權力的短板:意識形態權力  

明白了“國家權力原理”意義上的意識形態,就可以理解中國國家權力的結構性問題及其短板。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將進一步提升其超級經濟權力,黨指揮槍的軍事權力也無可匹敵,以黨管干部為核心的政治權力有待完善但其人民民主的優越性毋庸置疑,而意識形態權力即話語權,則與中國嚴重不匹配,這是公認的意識形態權力現狀。如果把國家權力比喻為一張桌面,支撐這張桌子的四條腿則分別是經濟權力、軍事權力、意識形態權力和政治權力,其中“短腿”則無疑是意識形態權力。  

意識形態權力曾經是建立新中國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宣傳和組織別稱為中共的“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事實上,在延安13年,中共有了獨立的話語體系,其中包括哲學觀、歷史觀、政體論、戰略學等一整套深入人心的思想體系,其對“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極大作用無論怎么估計都不為過。新中國之后的第一個30年,毛澤東思想既是意識形態也是哲學社會科學,或者說當時的馬克思主義三大原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就是當時的哲學社會科學。在這個過程中,只有意識形態的話語,比如“繼續革命論”,但“三大原理”變成了“注經學”而無創新。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當打開國門之時,西方在“冷戰”時期建構起來的以自由主義民主為核心的“冷戰社會科學”,撲面而來,中國學者毫無招架之力,中國社會科學變成了一場新的“注經運動”。  

社會科學是地方知識的普遍化過程。按照“洋經典”,中國的巨大成就沒法得到解釋,據此很多人信奉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盡管這一概念的炮制者本人已經對此動搖,認為最多只有中國道路而無所謂的中國模式。即,中國依然是西方中心主義尺度下的一個研究對象,結果中國事實上做對的事情被視為過渡性或者錯誤的。危險莫過于此。  

新中國的建立結束了一個世紀“挨打”的歷史,改革開放解決了“挨餓”的問題,中國已經對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無論是在科學技術還是脫貧的人權事業上,乃至對幫助其他國家建立工業體系和為世界生產中下階層所需要的用品。也就是說,中國對于人類的貢獻遠遠大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遠遠高于很多西方發達國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因其政治制度不符合所謂“普世價值”而被“挨罵”。問題是,一個又一個發展中國家變成了“普世價值”俱樂部一員,它們的治理變得更好了嗎?反事實法是,如果中國也加入到這個俱樂部,中國的治理會更好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在治理上的優勢是如此明顯,是如此多“普世價值俱樂部”成員的模仿對象,可“普世價值論”硬是要否定中國的實踐,這樣的世界難道不是“精神的世界”?  

這就是中國社會科學的任務。意識形態權力即話語權必須以社會科學研究為基礎,絕不是空洞的口號。中國社會科學已有100年的歷史,第一個30年是“西學”的1.0版,第二個30年是計劃經濟時代意識形態與“三大原理”一體化,第三個30年是新的“注經運動”。自主性社會科學尚未形成,意識形態權力遠遠滯后于其他權力對于中國的貢獻。  

完成這一任務并不容易。因為作為意識形態權力的話語權說到底是由人創造的。在中國,“人”有兩個層次,一是在“注經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學者,習慣于“注經”就很難進行自主性創造;二是推廣思想產品的平臺或者說渠道,即媒體,尤其是新媒體。新媒體分為官媒和“私媒”(不能籠統地說“民間媒體”,“民”是人民的“民”,誰代表人民?),很少有“私媒”主動地配合“官媒”的思想傳播,相反其傳播的基本上有助于自己利益的學說和思想,比如熱衷于推廣政治自由主義和經濟新自由主義之類的思想產品。中國有大量的案例表明,對于同樣一件事,“私媒”的角度幾乎完全和“官媒”相反,這是常態,這是由其本身的利益所決定的。  

問題是,資本權力不但是“私有”的,其權力性質還有“公共性”,即林德布諾姆在《政治與市場》中所分析的,資本權力可以通過操作公共輿論而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公共政策議程,在這個過程中大學、媒體都卷入其中。在中國,最典型的莫過于2003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的限制房地產發展的規定的命運,規定土地轉讓金必須由公司自有資金繳納。如果央行的規定得以執行,當時80%的房地產企業都會死掉,因為基本上都是空殼公司,拿地后憑權力關系到銀行貸款繳納土地轉讓金,這樣中國的不動產市場事實上成了權錢交易市場。央行規定不到兩個月,就被房地產企業動員起來的學者、媒體、各種論壇所廢掉,當年的“博鰲論壇”年會主題臨時改變為房地產問題,國務院法制辦在當年8月份就出臺了房地產產業是國民經濟支柱的法規,各地銀行和過去一樣大規模向空殼房地產企業放貸。對此,當時的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不無得意地宣示:這是第一次企業的聲音大過政府。這話并不全對,如果不是政府行為,私有企業主所動員的力量并不能蓋過作為政府力量的央行。  

這樣,中國的意識形態權力不僅有來自國際思潮上的巨大壓力,更有內部的傳播渠道上的主體性分歧的挑戰。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壓力和挑戰正是中國體制性建設必然要面對的。在政治發展道路上,中國堅持的是人民民主和人民主體性地位,其中共產黨的人民代表性決定著人民民主能否堅持,因為組織不起來的人民不能算是“人民”,只是原子化個體。在經濟體制上,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性質盡管是社會主義的,但微觀主體必然是市場經濟的企業,其中絕大多數是私有企業。這樣,私有企業主與普通百姓是什么關系?即便在理論上具有根本一致性的利益,比如國家安全問題,但在生活中畢竟存在利益上的沖突性,企業主所要堅持的就是個人權利個人自由,而一般民眾所要求的則是大眾平等。既代表企業主又代表大眾的人民代表性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工作,因為現實中的政黨也是由人、官員個體、由各級組織組成的,這樣政黨的非純潔性就必然導致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黨內會出現不同的聲音,甚至出現派別政治。這是一黨執政體制的最大危險。  

話語權的短缺是綜合性因素所決定。社會科學的歷史就在那兒,很多學者還沒有從“注經運動”中走出來,而且把“洋經”視為“天則”,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只能以時間換空間,話語權是一項“世代工程”。在這個過程中,對中國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挑戰來自體制性的,即市場經濟導致的思想傳播渠道的巨大分野,而這種現狀又不是幾個政策文件所能改變的。盡管來自內在體制性張力,中國的意識形態權力只能有賴那些真正詮釋中國經驗的社會科學理論最終成為主流思想,讓這種思想成為一種政治共識。這樣的意識形態權力才能匹配中國的地位,才能讓中國的國家權力結構更均衡。

〔參考文獻〕

〔1〕〔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M〕.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7.82.

〔2〕陳平.處理股災不能打均衡理論的供求保衛戰——論危機處理的釜底抽薪之策〔DB/OL〕.觀察者網,2015-07-05.

〔3〕〔4〕〔5〕〔英〕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1卷〔M〕.劉北成,李少軍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2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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