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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東民閻良故事之一部傳呼機引發的血案

2019-01-30  作者:趙東民  來源:趙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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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被搶的傳呼機。

      突然患癌后,在家里養病,一天閑暇無事整理舊物,無意發現一部我在90年代用過的傳呼機。這是一部我刻意收藏的精英漢字機,購機發票和保修證齊全。因為正是這部傳呼機,曾經引發我20年前在大白天于鬧市動刀砍人。受害人是新華路一餐廳老板王某,被我砍斷了胳膊砍傷了腿,砸了飯店。我被公安閻良分局刑拘28天,以“毆打他人”的罪名,罰款200元,作為治安案件處理結案。故事原委聽我細細道來。

       1997年上半年,我在閻良區餐飲一條街的新華路一飯店打工干切配。老板王某是藍田人,也是廚師,原來在八所餐廳打工,后來他的老鄉叔叔調到閻良區當官,老板王某便趁機自己開飯店不再打工。他的飯店生意火爆程度,在新華路那是數一數二的。我求職進入王某的飯店打工,開始還覺得很榮幸,所以干活也不辭勞苦,十分賣力。我們的關系曾一度很好,幾乎無話不談。我每天干到晚上十二點,第二天六點準時要上班,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老板樓下,叫他一起到五區市場采購。這是老板給我每天首先必須完成的的任務,因為去晚了市場的豬肚就賣完了。飯店看家菜之一大蒜肚條就賣不成了。6月份,我因為下班回家還要加班夏收,晚上太累了,一天早上起晚了,結果遭到老板王某不留情面的臭罵一頓。原來在王老板眼里,我過去起早貪黑超負荷付出的辛勞一文不值,這令人心寒透了。我提出辭職,王老板也痛快答應了。

       離開王某的飯店后,我從此不再干廚師了,憑借多年在閻良區餐飲行業建立的一定人脈,做起了送食材的生意。那時閻良這小地方很少見盒裝的“內酯豆腐”,我從西安碳市街每盒0.7元批發回閻良,每盒賣給飯店是3元,飯店里逢婚宴大量使用也要每盒2元左右。經常去西安采購的飯店老板都知道西安的批發價錢,也有順帶買幾十盒回來的。但是買回來顧客不一定點這菜,等客人要點這道菜時,也許內酯豆腐都變質了,因為內酯豆腐的保質期很短,特別是在熱天,放一天就發酸變味了,飯店的冰箱存放太多的東西沒有足夠的空間放內酯豆腐。而我一次批發幾百盒放專用冰箱冷藏,面對很多飯店,現要現送,兩天就送完了,根本不怕壓貨。我從碳市街批發的溫州螃蟹,十幾元一斤,回來賣六十元一斤。同樣,去過炭市街采購的飯店老板都知道行情,但是一次買很多回來,沒人點這道菜,螃蟹沒幾天就死光了,死了就不值錢了。而我也是給飯店現買現送,尤其保證是活的。有些老板明知道貴卻不得不買。甲魚我只采購野生的,人工養殖的一律不要。因為野生的好養,正常情況下不會輕易死亡。有的飯店客人要看活甲魚,老板只有冰凍的,沒辦法讓我送只活的讓客人看一下給我幾十元……思路對了,有時候錢就掙得這么容易。而且根據銷售情況,我隨時可以到西安進貨,不像大水產店,必須等很多貨都短缺時才攢到一起,雇專車去西安集中進貨。

       我離開王老板那幾個月的生意很紅火,還不累。1997年9月初,為了方便送貨業務,我花了一千五百元左右,在西安買了一部摩托羅拉精英漢字傳呼機。這是我二十七年的人生最值錢的家當,所以特別珍視。隨著我經銷的水產品種逐步增加,銷售范圍不斷擴大,照此順利發展下去,我計劃不再做“游擊隊”了,開個水產店。這個計劃卻被王老板突入襲來的發難改變了,甚至還改變了我二十七歲的人生!

       1997年10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吃完飯,從鐵路邊安盧村的出租屋里轉出來透透氣。抬頭看到王老板騎著他的黑“建設”牌摩托橫在我門口。我本能的打了個招呼。誰知他氣勢洶洶的罵開了:“滾你媽的x,誰讓你給飯店送豆腐呢?我準備叫外幾個要來卸你腿呢……”我莫名其妙的問:我給飯店送咋得罪你了?他一句也不解釋,下了摩托車劈頭就是一頓猛打。他的身體比我粗壯多了,我又瘦又小,根本沒有還手之力。毆打我過程中,他母親不知道從哪里冒出來,還在一旁叫罵助陣。打完后,王老板還瞪著我惡狠狠的撂下一句話:“不要在閻良混了,你趕快滾出閻良!”隨后罵罵咧咧的騎車帶上他媽揚長而去。丟下我眼冒金星,一頭霧水。當時我本來壓根沒想到要報警,因為我不敢。給他打工那么長時間,我很清楚他在閻良區可以說是黑白通吃的。有時候甚至把基層執法人員都不放在眼里。他說的那幾個要來卸我腿的人,雖然叫不上真實姓名,但是我大概知猜得到是誰。都是本地有名的“江湖”人士。我親眼見過那幾個人在王老板的飯店,把喝多酒發酒瘋的客人打傷。當我自認晦氣的時候,無意觸碰到我腰里別傳呼機的地方,突然發現只剩傳呼機殼子,不見了傳呼機。我找了一圈都不見,立即想到肯定是王老板剛才毆打我過程中搶走的!瞬間感覺老婆被人搶走一樣震怒了。我立即找了個座機(那時手機很貴,話費還是雙向收費,我還用不起)以被搶劫為由打了110報警。不一會一輛閃著警燈的綠色吉普車開過來了,下來兩名年輕的警官,一個人手里拿著手銬。他們下了車,一個操陜北口音的警官就問:“誰報的警?”我說我報的警,然后把事情簡單說了一遍。他問:“搶你的人呢?”我說走了,但是我知道他在哪里。我當時天真的希望,只要警察去給我吧傳呼機追回來就行了,真不敢奢望能把王老板“繩之以法”。在我心目中,王老板雖然是外地人,但是他在閻良的勢力太大了。像我這樣的本地草民,吃再大的虧也根本無法也不敢和他抗衡。只是那個傳呼機對我來說既珍貴又重要,所以不顧一切的寄希望通過警察能幫我要回來。110出警的兩名警察,并沒有像我希望的那樣拉我去王老板飯店,而是把我拉到公安閻良分局,主管110的郎新芳(音)副局長說最近忙著打擊盜竊,顧不上管我的案子,讓我到閻良街派出所報案。我趕緊在街上叫了個拉人的人力三輪,拉我去閻良街派出所。當時派出所民警梁寶利(音)接的警,他看我我鼻青臉腫的,開口就說:“你慫不頂,敢報警!”他大概問了下情況后,讓我回去寫個報案材料送過來,我不敢怠慢,立即照辦。梁寶利又讓我把報案材料交到另一位民警何警官手里。但是焦急萬分的我在家里等了四五天也不見消息,沒有傳呼機,既讓我痛失所愛,又和客戶斷絕了聯系,我的生意也做不成了,時間一天一天過去,我漸漸變得焦焦躁不安。

       我中間去派出所催問辦案結果,梁寶利讓我找何警官,何警官對我愛理不理,只說王老板構不成搶劫,頂多是欺行霸市。對我要回傳呼機的要求掛口不談。我憤怒又無奈。

二、鬧市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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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是我當初砍人用的菜刀。

        又過去幾天,我在住處翻過來翻過去想怎么辦?如果警察不幫我,但是我報警肯定是得罪王老板了。他臨走撩話讓我滾出閻良不是不可能,他有這實力讓我不敢在閻良露頭。我生活怎么辦?老婆孩子怎么辦?絕望、絕望、還是絕望!我雖為草民,但是我骨子里卻并不是一味懦弱。絕望到極限,便萌生出用極端手段報復王老板的念頭。我在家里準備了兩把刀。一把是愛人賣菜切冬瓜用的尖刀,一把是我干廚師切菜用的,也是跟隨我多年的“雙郭”牌菜刀。這把菜刀刀背厚,刀面寬、分量重,但是我用起來很順手。

        我的考慮是這樣的:要對王老板動手,他畢竟塊頭比我壯得多,一旦遭到反擊,我就完了。所以,只能成功!我計劃用菜刀砍他,一旦失手,便立即從腰間拔出小巧一點的冬瓜刀扎他……即使別無選擇的同歸于盡,我也在所不惜!

       后果,我冷靜的想過。我不打算砍死他,因為我不想死。如果態勢能在我掌控之中的話,我砍傷他,然后去坐幾年大牢。如王老板所愿——不在閻良混了。那樣的話,我不知道會離開家鄉有多久。所以我準備好刀以后。心情沉重的回到村子轉了一圈,想把故鄉的一草一木都留在腦海里。還在我獨自流汗平整的土地里包了一包泥土,打算將來進了監獄,如果想家就拿出來看一看,聞一聞。我受老父親影響,從小熱愛毛主席,還戴了一枚毛主席紀念章。最后我想必須讓人們知道我為啥要砍王老板,我在學校經常被評為優秀班干部、優秀共青團員,我十分珍視我這些曾經的榮譽。但是現在被逼無奈顧不上許多了。所以,我絕不能讓人們認為我是個兇殘的暴徒。于是我準備了傳單草稿,騎車到幾十里外的三原縣政府對面一個打字部,打了控訴王老板“勾結政府要員”無惡不作的傳單。我不敢在臨近閻良的地方打印,生怕耳目眾多的王老板會發現。記得打印部的大姐看了我的傳單內容有“今殺王x”以“警告為富不仁者”等字眼,還勸我好好商量,不要用這種辦法解決。我無奈的說,人家都要把我趕出閻良了,哪有商量余地呀!大姐也也無語了。我這個過程心慌意亂到極點,在三原縣打印了一張,都沒敢復印,怕耽擱時間長出問題。回來后,又騎自行車跑到臨潼縣復印了幾十張。

       一切準備就緒,我考慮還是再到老街派出所碰碰運氣,萬一警察幫助我了呢?我就不必選擇這么危險和痛苦的解決方式了。我到派出所見到了梁寶利,他仍然搪塞我。派出所的辦案民警對我的敷衍態度沒有絲毫改變。我徹底憤怒了。我對梁寶利說:“你們如果不給我解決,我就自己解決!”他厲聲罵我道:“哎你個碎慫,去!你自己解決去!”我轉身頭也不回的離開了派出所。

       第二天上午,我懷揣川菜刀,背后腰里別著尖刀,騎著自行車(我媳婦結婚的陪嫁,因為這次事件給丟了。)去新華路找王老板了。根據以往經驗,他的“建設”摩托車在,人就在。可是直到中午西飛快下班的時間,我看了幾次車都不在飯店門口。即便采購也不會這么久吧。我不甘心,就到旁邊一個我認識人的飯店里,用座機電話給王老板店里打電話,打通后是一個服務員接的。我冒充王老板在政府當官的叔叔口氣問:“勛(王老板小名)在不在?”服務員問我是誰,我說我是他叔。服務員馬上回答說:“在呢在呢,正在后廚炒菜,我去給您叫”。我掛了電話沖著王老板的飯店疾步走了過去。

       當我走進王老板的飯店時,王老板剛好從廚房出來接電話,兩只胳膊的袖子卷的高高的,看樣子正在忙。他聽到電話已經掛了,就對旁邊的服務員說:“咱叔把電話掛了,我給他打過去。”看來他真的把我剛才的電話當成他當官的老鄉叔叔了。我猶豫了一下,抱著最后一絲希望對王老板說:“王哥,你把我的傳呼機給我,這事就算了。”王老板回頭惡狠狠的說:“你不是去告了嗎?去繼續告去!”轉身繼續撥電話。我最后一絲脆弱的希望被徹底的粉粉碎了。我從懷里掏出菜刀,沖著的王老板裸著胳膊砍了下去……那時刻,瞬間大腦幾乎一片空白。至今都忘不了王老板挨刀之后轉身看我的眼神——震驚。他可能從來不相信兔子急了會咬人,而且咬的這么疼!他飯店的工作人員貌似很團結,慢慢圍了上來,我揮了一下菜刀,大聲吼道:“誰敢上來?”他們都嘩一下散去了。回過神的我,對警察的不作為和對王老板的新仇舊恨一起涌上心頭。我揮刀第二次撲向王老板時,他站在餐桌后面舉起了一把椅子,我才停下來。當時還奇怪他胳膊怎么沒像電影里一樣血流如注?還能舉起椅子?我明明砍中了呀!后來我想他應該是遭遇我突襲后,是背水一戰產生的爆發力。要是沒受傷,他的反擊是很兇猛的。一個是他的身體比我粗壯,二是聽說他還練過武。我開始把飯店所有的玻璃門窗砸了個稀巴爛。吃飯的人排著隊,前呼后擁的往出跑。我砸完玻璃,菜刀也變形了。出了飯店門,外面正趕上西飛職工下班,圍了好多人看熱鬧,我把傳單撒到地上,大聲控訴著王老板的罪行。110警車在下班人群外面遲遲開不過來。我等郎新芳副局長親率110警車開到我跟前,丟下菜刀,伸手讓警察帶上手銬,期間還給警察說,我背后還有一把尖刀。警察掀起我衣服從我腰里拔出尖刀扔到地上……我上警車前,回頭對王老板喊:“咱們法院見!”郎新芳副局長上手給我一喉錘,罵道:“喊你媽的x。”

        我被拉回公安閻良分局大門口的房屋后面,銬在一棵大桐樹上。進來一名年輕警察拿著警棍,在我胸口輪了幾下子。他出去后又進來一名警察,我抬頭一看,是我當初報警后出警的那位陜北人。他一看是我也有些吃驚。問我:“不是讓你到閻良街派出所報案了嗎?怎么會這樣?”我說:“人家不管啊!”他無奈的搖了搖頭,轉到我身后,捏著手銬問我:“緊不緊?”我說有點緊,手都腫了。他就給我松開一點。

       當天下午,我被轉到勝利路派出所。當晚,被送進看守所。那時的看守所不在前進東路,而是在公安閻良分局院子東墻根位置。

       進看守所的時候被搜身。毛主席像章被摘掉了,我包的那包家鄉的泥土也被搜了出來,聽警察們調侃說:“這家伙還帶著煙土。”……

       號子里面昏暗的燈光下面,押員們都蓋著被子睡倒了,靠墻一排光溜溜泛白的腦袋。我進來的時候,都把令人恐怖的眼光齊刷刷投向我。那一刻,我感覺像進了地獄。管教走后,長得像座山雕一樣的“頭塊子”(睡第一塊板的號長)問我:“犯啥事了?”我說:“殺人了!”他又緩緩問我:“知道規矩不?”我說不知道。頭塊子給后面一個人示意了一下說:“給教個規矩。”一個大個子從被窩里鉆出來,走到我跟前說:“站好!規矩就是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上手給我小腹就是一拳,這家伙力氣真大,我的尿都被打出來了。接著所有押員一個接一個的給我“過手續”。大概有十幾個人。中途有人給我“吃肘子”(用胳膊肘擊打我的太陽穴),讓我昏倒兩次,又把我拽起來靠著墻再打。我當時心想這次肯定活著出不去了。經過這次“過手續”,我發現我的抗打擊能力還挺強的。第二天坐板時間,“二塊子”過來問我:“你頭上的傷是哪來的?”我雖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想肯定不能說是昨晚上被打的。就看著“二塊子”等他下文。“二塊子”蹲下來陰森森的給我說:“有人問你就說是110警察打的!”我連忙點頭回答說:“是,是,是……”。“頭塊子”這是慢吞吞的問我:“趙東民,昨晚打你咋不喊呢?”我說:“你不是說這是規矩嗎?是規矩我就遵守了。”“頭塊子”好像低聲說了句“好樣的”便不再理會我。不久,我的鋪位從最后枕馬桶睡的位置挪到靠前的位置了。我想是我的頑強精神征服了他們吧。

       我在里面聽他們講法律層序,在墻上畫著記號數日子。盤算著我什么時候能被甩到監獄服刑。我被關到第28天的時候,管教在外面喊:“趙東民,收拾東西!”我嚇壞了,因為換號子要重新“過手續”!

       但是“頭塊子”“二塊子”等人都說是要放我呢。我想不可能!但是必須按照管教命令執行——收拾東西。我抱著收拾好的被褥等東西出了號子門,管教帶著我往看守所大門口走去的時候,我才慢慢覺得釋放我出去。我回頭看了看陪我一起熬過28天還在押的押員們,他們充滿羨慕嫉妒恨的神情讓我難以忘記。出了看守所大門,見到大哥和我愛人,他們說我被取保候審了。

三、最后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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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后,我特意憑著著坐牢的光頭標志,到新華路轉了一圈。認識我的人見了我都說我厲害。那時認識我的人給我取了個外號——趙一刀。記得哪位警察還調侃我說:“賀龍是兩把菜刀鬧革命呢,你是一把菜刀。”我當時路過王老板的飯店時,他老婆正在門口和誰說話,看見我趕緊扭身回飯店了,我想她見不得我也很正常,仇人嘛。

        聽大哥說,我牽掛的傳呼機,還是我砍王老板案發后,閻良街派出所的何警官才急急忙忙從王老板那里要回我的傳呼機,我隨時可以去領回來。

        我出來后,市場的空缺被一個認識的人填補了。而且他的實力比我強多了。閻良的確很難混下去了,市場如戰場,失去了就很難奪回來。況且我還是沒背景沒靠山草民一個。

        1998年元月初,《華商報》剛開始在閻良發行,很便宜。我訂了一份,準備搜集信息,辦個信息部什么的。結果看到一則招聘信息員的廣告,就去西安應聘了。實際上是廣告業務員。我那時根本不知道廣告業務怎么干。但是既然出來了,沒有成就怎么有臉回去見父母妻兒和江東父老?于是咬著牙,開始成為一名《華商報》《為您服務》專欄的廣告業務員。半年后,我又成為《西安晚報》《分類廣告》專欄的經理和創始人。正當我事業剛有起色的時候,大哥打來電話說派出所找我解決砍人的事情。要給對方賠錢。我問大哥要賠多少?大哥說人家光有票據的醫藥費也有兩萬多。我頭暈目眩的,那時兩萬元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我的工資加話費補貼才一千二百元,還要和業績掛鉤。大哥讓我別著急,他先去看情況。

        后來大哥給我說了個好消息。王老板那些醫藥費票據,有很多是勝利路派出所不認可的。派出所只同意賠他三千八百元,王老板當時暴跳如雷。派出所辦案民警說,趙東民報搶劫案在先,我們現在并案處理,你今天也不要走了。嚇得王老板不敢干在說什么,只有接受。

        我交到派出所的有四千元,扣除罰我的二百元,剩下三千八百元給王老板賠了醫藥費,我的案子就此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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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人生第一個大坎坷。從一個守法公民變成違法人員。終生難忘的人生轉折,記錄下來和朋友們分享。

初稿完成于2019年元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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