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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我勸天公重抖擻

2017-07-04  作者:李零  來源:網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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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很多老人說,國民黨走麥城那陣兒,共產黨在學校里都是最優秀的分子,不僅學問好,連體育都好,共產黨厲害就厲害在會宣傳,會跟老百姓擺事實,講道理,得人心。現在怎么如此脆弱,前怕狼,后怕虎,左也怕,右也怕,連話都不會說了呢?

  什么叫“中國傳統文化”?有人說,就是儒、釋、道。他們說的儒,不是先秦之儒,不是漢唐之儒,而是從程朱陸王到曾胡左李,從康有為到蔣介石,特別是港臺新儒家的儒。我認為,這是把中國文化哲學化、宗教化、政治化、商業化、簡單化、庸俗化的說法,專門迎合臺灣口味、國民黨口味、蔣介石口味,以及某些糊涂領導的口味。中國的大學,哲學系最熱衷于此。

  現在,道德淪喪,大家喜歡賴“文革”,什么事都賴“文革”,這是放著眼前說天邊。“文革”,我們都是過來人,那時人傻,那時人混,但不像現在這么滑,這么黑,滿嘴謊話,見誰坑誰。這都是什么鬧的,大家應該很清楚。比如電信詐騙,一幫臺灣孩子領著一幫大陸孩子玩,跟“文革”有個淡關系。

  【原編者按】2017年4月號《經濟導刊》刊登李零先生的《我勸天公重抖擻》一文,為發表需要,在作者不知情的情況下作出了部分技術處理,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文的整體面貌,并已通過公眾號等渠道在網絡傳播。李零教授先生對于這個編輯稿的流傳,甚感不安,希望廣大讀者得見全貌,特囑交活字文化刊發定稿,以正視聽。以下為《我勸天公重抖擻》的原版全文:

我勸天公重抖擻
李 零

  10月12號,我從美國回來,剛剛知道,咱們這門課叫《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我跟韓老師說,我不是黨員,這個題目,我講不了。他說,咱們這門課主要是帶同學讀經典,你就講講《我們的中國》得了。我說,我的書不是經典,書已經印出來,再講就沒勁了。我還是講講我身邊的事兒,特別是跟教育和啟蒙有關的事兒吧,隨便聊聊,供大家參考。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判。

我是群眾

  首先,請允許我做點自我介紹。我是中國人,漢族,男,68歲。填表,我的政治面貌是群眾。我喜歡這個身份,非常喜歡。不過,我要解釋一下,群眾是復數,我是單數,我只是群眾一分子,我屬于群眾,但跟群眾有距離,聯系并不密切。

  我自由散漫慣了,不習慣過有組織的生活。黨沒入過,軍沒參過,工人也沒當過。我只當過農民和老師,這兩種工作,比較自由散漫,更適合我。

  有一件事,過去不明白。我沒參加任何黨派,但不能叫無黨派人士;我真心擁護人民當家作主,但不能叫民主人士。后來我才明白,人士二字可不是隨便叫的。我國,凡叫什么什么人士的,都是有特殊身份的人。我不是這種人

  現在,我的職業是教書,教中國學問。教書好,書不會跑。我可以一個人在家安安靜靜地讀,安安靜靜地寫,慢工細活,反復修改,一切弄好了,我才和盤托出,與學生分享,與讀者分享。

  我的老朋友郭路生打小就愛寫詩。他說,除了寫詩,什么都干不了。我說,我也是,除了做學問,一無所長。我在北大教書,從1985年到現在,三十多年,好像一眨眼。2011年從中文系退休,田余慶教授說,秋后的螞蚱蹦跶不了幾天。《詩經》有個說法,叫“蟋蟀在堂”。

  我沒當過官,沒發過財。我在北大沒有任何頭銜。韓老師介紹,現在有了一個,是我批評最多的那個國家有個學術機關給的。土包子戴洋帽子,有點不習慣。

  我知道的“馬克思主義”

  我們這門課,有點像政治課。政治學系,過去在人大叫馬列主義基礎系,主要研究國際共運史,后來改稱國際關系系。早先的國際政治,第一是國際共運,第二是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那時的國際關系主要是這兩種,后來告別革命,才以歐美為主。北大也如此。

  我聽說,現在的政治課跟從前不一樣,什么都講,不光講馬列,很好。盡管有人,生瓜強扭,硬推,但馬列已經邊緣化,這是事實。

  馬列,我是讀過的,沒人強迫我讀。我讀過,一點都不后悔。

  馬克思是哲學博士,老婆是貴族女兒。他倆是舊世界的叛逆者。恩格斯是資本家,紅色資本家。他用他掙的錢,養馬克思做學問。中國有這樣的紅色資本家嗎?好像沒有。

  馬克思主義是西學的一支。這門學問有三大來源,德、英、法各一,都是歐洲國家。不研究西方,不研究資本主義,等于無的放矢。

  馬克思主義的特點是什么?是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個無所不在的世界體系,這個體系支配著所有人的大腦,誰都唯唯,誰都諾諾,只有馬克思說不。天下之學,逃楊入墨,凡是拿資本主義當天經地義的,肯定反對馬克思主義;凡是反對和批判資本主義的,也往往要回歸馬克思主義。1960年代,中國印了很多灰皮書、黃皮書,有些跟西方幾乎同步。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書最好跟非馬、反共的書一塊兒讀,特別是跟CIA推出的洗腦書一塊兒讀。

  馬克思的書,從前是禁書。正是因為禁,才有人讀。我就是拿它當禁書讀。

  過去,上政治課,老師講什么,我根本不聽,寧肯自己讀書,原因是他們講得不好,完全是“黨八股”,我是讀過原典的,印象大不一樣。

  馬克思的書很多,影響最大是《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共產黨宣言》最薄,《資本論》最厚,如果加上《資本論》的三大手稿(或說四大手稿),更厚,一般讀不下去,大家讀過的主要是《共產黨宣言》。

  《資本論》難讀,但有些道理很簡單。比如“誰養活誰呀,大家來看一看”。現在大家都說,打工仔、失業者是老板養活的人,老板過不舒坦,你們就沒飯吃。馬克思說,錯,完全相反。“資本”(capital)這個詞,意思是本錢,即第一桶金。很多第一桶金的神話都是謊話。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污,一針見血。他講商品拜物教,那一章寫得真好,亞當·斯密說的“看不見的手”支配一切,世界變成拿大頂。

  現在,發財是硬道理。市場萬能,金錢至上,賭神就是上帝。我們每天看到的,不正是這樣一個世界嗎?

  西馬解構馬克思主義,主要是拿“早期馬克思”和“晚期馬克思”作對,認為《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不好,越走越遠,違背了初衷。早期著作才是他的正根兒。

  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兩部手稿最重要,一部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一部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手稿。這兩部手稿,前后有好幾個譯本,我都讀過。馬克思、恩格斯從來不提前一手稿,相反,恩格斯一再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他的兩大發現之一(另一發現是剩余價值學說),是完成于后一手稿的《費爾巴哈》章。

  盧卡奇說,馬克思主義是人道主義,阿爾都塞相反,說馬克思從來不是人道主義者。他們倆,誰更符合原典,其實是阿爾都塞。這類爭論,我國也有反映,周揚、王若水說馬克思講人性異化,不對。胡喬木說馬克思存人性棄異化,也不對。馬克思從來都講異化,但從1845年起,就再也不講人性異化。《資本論》講異化,不是人性異化,而是勞動異化。

  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是宗教,共產主義是烏托邦。恩格斯說,羅馬基督教是早期的社會主義運動。毛澤東跟五臺山的和尚說,咱們的共同點是解救苦難眾生。中國歷史上的宗教往往與造反有關,統治者平息造反,必須利用宗教。馬克思主義訴諸群眾運動,但馬克思主義不是宗教,用不著許愿還愿這一套。無神論、替窮人說話,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的頭號罪狀。

  我知道的“共產黨”

  我不是共產黨員,但也不是反共分子。

  美國是全世界最反共的國家,入境申請必有一問,你是不是共產黨,但美國人對共產黨非常無知。

  美國電影,共產黨就跟咱們電影里的日本鬼子一樣,標準打扮是一身中山裝,扣子扣到嗓子眼,腦袋上戴個制服帽,說話惡狠狠,一臉兇神惡煞。意大利拍的《末代皇帝》,英若誠就是這幅扮相。

  我看過美國拍的兩部反共宣傳片。其中一部,一上來,馬恩列斯跟達爾文擱一塊,統統屬于不信上帝該下地獄的一類。另一部說,從傅立葉在美國搞“和諧社會”一直到列寧、斯大林的蘇聯,所有社會主義都很失敗,最好的范例是以色列的基布茲(Kibbutz),照樣行不通。

  有一次,我在芝加哥,住一美國朋友家,她丈夫是個經濟學家。他問我,你是共產黨員吧?我說不是。他說不相信。我說為什么。他說,我聽說,在中國,只有共產黨員才能拿到好工作,你既然在北大當教授,怎么可能不是共產黨員呢。于是我告訴他,共產黨員在咱們中國,滿地都是,幾乎每家每戶都有。他們,很多只是普通的工人、農民和戰士,不一定都是大富大貴。當然了,現在倒是有人希望,趕緊把共產黨改造成這樣的黨,比如發財黨或闊人黨。我說,共產黨真那么可怕嗎?你太太的好朋友某某某,你知道嗎,他就是共產黨。更何況,現在頂著共產黨的名,干盡壞事,而又罵得最歡的,很多正是共產黨員。同一個詞可能不是同一個意思。

  我不是共產黨,但見過共產黨,大革命時期的,抗日戰爭時期的,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后各個時期的,當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我都見過。你們見過的,大概只是“改開”以后的共產黨吧?

  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干革命,你就等著殺頭吧,不是被敵人殺,就是被自己人殺,沒任何好處,請你入你都不敢入。

  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站穩腳跟,喘過氣來,入黨的人才多起來。過去,我在人大附中讀書,團干部讓我讀《論共產黨員修養》,我想,我是落后分子,反正也入不了團,堅決不讀。“文革”后拿出來看,頭一段話讓我大吃一驚。劉少奇說,共產黨可以隨便出,但不能隨便進,因為什么人都鬧著要入,有找不著工作的,有逃婚的,不能讓他們隨便進。

  現在,除了當官,黨員已經不太吃香,很多人還覺得挺丟臉,但退他又不退,干脆躲在黨內反黨。反黨是黨內的事,社會上應叫反共。剛才我說了,我不是反共分子,我對當下的世界有批評,包括共產黨的錯誤,但絕不會跟著右翼潮流起哄嫁秧子。

  學歷史,我們都知道,沒有國民黨,就沒有共產黨。國民黨也曾經是個革命黨。它怎么從革命黨變成發財黨,怎么從慶祝勝利,受降接收,到吹拍貪腐,丟盡人心,以至兵敗如山倒,很多教訓值得深思。

  古人都懂得,民可載舟,亦可覆舟。防民之口甚于川,周厲王的辦法是不行的。國民黨敗走臺灣,曾經采取鴕鳥政策,1946—1949年的歷史,不許講也不許教,蠢得很。

  最近,趙儷生的女兒寫了一本回憶錄,特意寄給我。他父親是我老師的好朋友,既是老左派,也打成過右派(很多右派,原來都是左派)。趙先生吃了很多苦,但九死其未悔,不改初衷,仍然很樂觀,很幽默。我喜歡讀趙先生的書,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我聽很多老人說,國民黨走麥城那陣兒,共產黨在學校里都是最優秀的分子,不僅學問好,連體育都好,共產黨厲害就厲害在會宣傳,會跟老百姓擺事實,講道理,得人心。現在怎么如此脆弱,前怕狼,后怕虎,左也怕,右也怕,連話都不會說了呢?

我知道的“西方價值觀”

  哈耶克寫過一本書,叫《通往奴役之路》。奴役的反面是自由。他說的“奴役之路”是所謂集體主義社會,既包括希特勒的國家主義,也包括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最恨共產主義,德軍大舉進攻蘇聯,最后被蘇聯打敗,為什么反而歸為一類,原因就在,西方概念,任何集體凌駕個人都是法西斯主義。比如我們說的“大公無私”,按這種概念,就是法西斯主義。

  阿倫特寫過一本書,叫《極權主義的起源》。極權主義的意思也是如此。

  這個問題跟西方歷史、西方文化有關,跟他們對國家形態的理解有關。

  國家演進,一般都是從小到大,從分到合,從孤立分散到多元一體,大一統代表復雜社會,高層次管理,以及世界主義。

  古典作家,希羅多德講希波戰爭,很像火燒赤壁,曹魏是強者,但被吳蜀聯軍打敗。希羅多德是希臘裔的波斯公民,感情在希臘一邊。他創造過一種經典對立:小必自由,大必專制。在他看來,希臘雖然是一堆小國,好像“池塘邊的蛤蟆”,但居然能把龐然大物的波斯打敗,這是自由戰勝奴役。這個想法一直支配著西方人的腦瓜。

  雖然,希臘長期窩里斗,最后被馬其頓取而代之。馬其頓打敗波斯,接收波斯,模仿波斯,建馬其頓帝國,這是希臘的頂峰,然后才有希臘化時代。羅馬也是由共和走向帝國。這段歷史,他們也自豪,但中世紀以來,歐洲一直是五胡十六國。他們跟我們不一樣,一盤散沙,四分五裂,誰都管不了,只能靠上帝領導。上帝是虛擬領導。

  西方傳統,政府不太靈光,君主不太靈光。他們革命,先借君權反教權,后借民主反君權,主要是為市民社會(商業社會)開道。結果,君權也沒反徹底,教權也沒反徹底。

  西方沒有中國這樣權威至上的皇帝,也沒有中國這樣幅員廣闊的大地域國家。他們最服兩樣管,一是上帝,二是金錢。現在,上帝就是金錢,金錢就是上帝。除了這兩樣,誰都管不著,這就叫自由。中國的關老爺,我們山西的圣人,既是武圣,又是財神,倒很像美國的自由神。美國國徽,白頭老雕,一爪抓箭,一爪抓橄欖枝。做買賣得這么做。

  我們跟希臘不一樣,更像波斯。歐洲歷史,近東文明是背景。前伊斯蘭世界的近東,埃及、亞述、波斯是他們的三代。我們的“夏商周三分歸一統”是一統于周,他們的大一統是波斯帝國。雖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國比較晚,相當我國的戰國時期。這個大一統是靠政教合一。瑣羅亞斯德教是最早的普世宗教之一。

  孔子說過一句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論語·八佾》)。這話,歷來有爭論,但有一點很清楚。中國,華夏眼中的夷狄,特點是分種為酋豪,沒有君長,有也是小君長。他們,居住分散,見不著人,說不上話,經常在馬背上哼哼,他們的史詩就是這么唱出來的。這就是草原上的自由。部落和部落間,遇事得商量著辦,領導得輪流坐莊,這就是草原上的民主。航海的,住在小島上的,情況差不多。

  華夏不一樣,特點是有君長,小官上面有大官,大官上面有皇上,一層層有人管著。這些都是世俗領導。世俗領導都是人。人都活不長,頂多幾十年。死了就讓孩子當,就跟手藝人一樣。中國革命,無教權可反,要反就直指君權,干脆把皇帝打倒。中國是亞洲第一共和國,革命非常徹底,打倒皇帝還不殺皇帝,跟西方不一樣。

  西方,國家不發達,所謂現代國家(nation),出現很晚,很多都是打出來的,人為湊起來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這種國家叫“想象的共同體”。他說的“印刷帝國”,就是我們說的“書同文”。“書同文”在中國是前現代的東西。

  歐洲,自治傳統很強。個人也好,地方也好,喜歡講自治,除俄羅斯橫跨歐亞,接受蒙元帝國的遺產,在陸上殖民,地盤很大,一般都不太大。大一點的國家都是殖民地。如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美國曾是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的榜樣,但戰后卻是頭號霸權。

  歐洲的自治傳統也影響到馬克思。馬克思,早期主要是同無政府主義作戰,施蒂納講“唯一者”,有點像存在主義,也被他批判。但就連他也有歐洲文化的烙印。比如他說,共產主義是自由人的聯合體。

  我理解的西方價值觀:

  自由,主要是做買賣和打工的自由。
民主,主要是選戰民主,背后是利益集團。幾千年來,村里人都懂,要選只能選有錢有勢的大能人。
平等,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博愛,更多是宗教意義上的。法國恐襲,有人哀悼,中東每天死很多人,沒人哀悼,哭都哭不過來。

  我所知道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

  時下,中國有一股“傳統文化熱”,上有領導寵,下有商界、學界、媒體捧,熱得一塌糊涂,最近更被某些學者提升為“價值觀”。很多大學在四大文科(文、史、哲和考古)之外另起爐灶,設國學院、儒學院,甚至想用傳統書院和私塾代替或改造現在的大中小學,裘錫圭教授不以為然,我也不以為然。我非常贊同裘老師的聲明。

  什么叫“中國傳統文化”?有人說,就是儒、釋、道。他們說的儒,不是先秦之儒,不是漢唐之儒,而是從程朱陸王到曾胡左李,從康有為到蔣介石,特別是港臺新儒家的儒。我認為,這是把中國文化哲學化、宗教化、政治化、商業化、簡單化、庸俗化的說法,專門迎合臺灣口味、國民黨口味、蔣介石口味,以及某些糊涂領導的口味。中國的大學,哲學系最熱衷于此。

  現在,有人熱衷在中國立教。他們說,三教,儒教是領導,不但應該領導釋、道,還應領導外國的教,新中國的最大失誤,就是沒有制禮作樂、尊孔立教。康有為沒辦成的事,蔣介石不敢辦的事,現在交共產黨辦。

  蔣介石反攻大陸,到死都不成功,但給二蔣樹碑立傳的陶涵(Jay Taylor)說,蔣大元帥雖赍志而歿,但要活到現在,可以含笑九泉了。

  關于傳統文化,我想講一句話,中國文化并不等于道德文化,更不等于宗教文化。有人說,外國技術好,中國道德高,這話經不起推敲。道德是一堆好詞。好詞,全世界的講法都差不多。希羅多德說,波斯貴族,從小只學三件事,騎馬、射箭、說真話。你講忠信,人家就不講嗎?中國特色到底在哪里?

  于是有人說了,咱們講孝。《二十四孝圖》,他們有嗎?我們把它推廣為師生關系、君臣關系(現在是領導和被領導,老板和打工仔的關系),他們有嗎?

  我覺得,拿《二十四孝圖》當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這不是中國文化的光榮,而是中國文化的恥辱。現在的公益廣告,很多都是酸菜壇子,如“媽媽有福了”,表面看是兒孫孝敬父母,其實是父母孝敬兒孫。現在,什么不要錢?生孩子花錢,養孩子花錢,孩子大了,上學、結婚、買房、買車,花錢的事多了去,沒完沒了。等你把這些都孝敬完了,你就有福了。

  我認為,中國傳統,最大特點是國家大一統,宗教多元化,世俗性強。中國文化的最大優點是不立教,不傳教,人文精神強。

  很多人拿《論語》當道德課本。《論語》有很多道德格言。比如“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這樣的話,我喜歡。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什么?就是拿人當人,為人謀事要講一個忠字,與朋友交往要講一個信字,老師費勁巴拉教你半天,你得學而時習之,別不當回事。簡單說吧,就是說話算話,拿人當人。我看,太多的要求也不必,咱們能把這八個字做到,也就不錯了。

  現在,道德淪喪,大家喜歡賴“文革”,什么事都賴“文革”,這是放著眼前說天邊。“文革”,我們都是過來人,那時人傻,那時人混,但不像現在這么滑,這么黑,滿嘴謊話,見誰坑誰。這都是什么鬧的,大家應該很清楚。比如電信詐騙,一幫臺灣孩子領著一幫大陸孩子玩,跟“文革”有個淡關系。

  俗話說,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獅子就是這樣)。禮,據說就是咱們中國自己的孩子。比如喝酒,孔子明明說,“唯酒無量,不及于亂”(《論語·鄉黨》),但山東人喝酒,說我們來自禮儀之邦,最好客,不喝到撒瘋不叫喝好。他在那兒罰人喝酒,你在這兒罰酒駕,禮跟法打架。我看這樣的禮就不好。

  我認為,西方的東西不一定都好,不但不好,有些還很壞,比如國與國的關系,他們太霸道,借口人道干涉,制造人道災難,就很壞。但我有一個謬論,禮是外國的好。外國的禮有蠻風,有古風,人與人打交道,很禮貌,社會公德,人家比我們好。當年,孔子說,“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四年),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學學人家。

我所知道的“國學”

  中國人研究中國文化,有所謂“國學”。什么叫“國學”,我有一個說法,就是“國將不國之學”。我的意思是,如果沒有利瑪竇用天算地理之學到中國傳教,如果沒有鴉片戰爭和甲午海戰,中國被人家打得失魂落魄,中國人哪兒知道天下還有西學這套玩意兒。不知道西學,當然也就沒什么可以與西學唱對臺戲的國學了。

  中國的國學熱,早先是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反彈,現在是1989年后的文化現象。表面看,它跟怨天尤人罵祖宗的《河殤》唱反調,其實罵和捧,很可能是同一撥人。研究中國,中國人研究叫國學,外國人研究叫漢學,這是同一門學問嗎?我跟漢學家討論,他們經常說,咱們的研究對象都是中國,何分彼此。但一談具體問題,分歧就來了,且跟你掰哧呢。他們覺得我們很糊涂,連中國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我們的討論很像莊惠魚我之辯。他者都是相對而言,任何強勢文化都不拿自己當外人。

  研究落后民族,歐洲有民族學(ethnology)。這門學問有很深的殖民烙印。歐洲人把考察記錄落后民族的資料叫民族志(ethnography)。這種志跟植物志、動物志差不多,很多都是一塊兒搜集。博覽會上,非歐種族,可以拿活人展出,跟動植物標本一個樣。現在,美國叫人類學(anthropology),好聽一點。但植物不等于植物學,動物不等于動物學,人類也不等于人類學。你別以為你是魚,就跟觀魚者或魚類專家是同一概念。

  西方還有一種學問叫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專門研究東方古文明,像埃及學、亞述學、赫梯學、印度學等等。漢學是其中之一。其實,我國史書中的蠻夷列傳諸番志,就是我國古代的“東方學”。雖然,我們叫“四裔之學”,各個方向都有。當時的“西學”,主要是從印度傳入的佛學。

  現在講國學,大家喜歡講王國維。魯迅說,“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不懂的音譯》)。王國維怎么研究國學?我看,主要是三條,一是用新材料,特別是出土材料,如他說的五大發現;二是重西北史地和四裔之學,不光看漢族史料,還治少數民族史,如蒙元史;三是有國際眼光,如關注法國漢學和日本中國學的動向。

  當年,陳寅恪、傅斯年負笈海外,主要是咽不下漢學這口氣。傅斯年建史語所,目標很明確,他要證明,東方學的正統在中國。但怎么證明呢,主要靠兩條,一條是用archaeology改造中國史學,一條是用philology改造中國小學。

  王國維主張“學無古今中外”(《國學叢刊》序)。他研究的國學,其實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學。

  中國歷史,夏商周三代,孔子知道的主要是兩周,我們的知識主要是兩周以來。兩周以前的歷史完全靠考古。考古是研究大時段、大地域的歷史。學科劃分,我國一般把考古劃歸歷史學。但歷史是條長龍,歷史系研究的只是龍尾巴。

  所以我總是講,研究傳統文化,考古才是擎天柱。可惜的是,考古系憑實物講話,考古學家不說話,只是埋頭挖,把挖出的東西拿給你看,外行往往干瞪眼兒。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我就盡在樹下轉悠。

  學校是培養人材的地方,不是培養奴才的地方

  最近,S. A. 阿列克謝耶維奇到北大做報告。我看了他的《二手時間》。帕斯捷爾納克寫十月革命前后的悲歡離合,索爾仁尼琴寫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都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索爾仁尼琴寫勞改營,頭一本是《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文革”中有翻譯),獲獎是《第一圈》,而非《古拉格群島》。《古拉格群島》是在西方出版。去年,《二手時間》獲諾貝爾文學獎,被西方稱為《日瓦格醫生》《古拉格群島》之后的第三個里程碑。蘇聯解體,這是墓碑,前蘇聯有人罵,后蘇聯也有人罵,社會毫無共識,西方樂見這一結果。

  此書是蘇聯解體的牢騷集,沒有改革盼改革,改革以后罵改革,跟咱們中國非常像。北京出租司機,沒人給他們錄音,翻成西方文字,不可能得諾貝爾獎。

  賈樟柯拍《山河故人》,看完就一印象,農村到礦山,礦山到城市,小城到大城,大城到國外,告別告別再告別,整個是一條不歸路。鄉愁不是美學享受。

  什么叫“二手時間”?就是方生方死、無可奈何呀。“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晏殊《浣溪沙》)。秋天花落,迎來寒冬,當然無可奈何。春天,八九燕歸,你以為天氣暖和了吧,但在北京,乍暖還寒,最難將息,沒準還有倒春寒。我以前說過一句話,在《何枝可依》序中。我說,一個時代已經結束,另一個時代還沒開始。

  北大是個教書育人的地方,我沒理解錯吧。但現在的學校令人失望。

  我是閔張改革、燕京學堂的反對者。我一貫反對這種媚外媚俗的所謂國際化改革,但無可奈何,我們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當年,我寫《學校不是養雞場》,我說過這樣一句話,“不是壞人不出頭,不是好人不發愁”,很多年過去了,大家的感受還是如此。

  越劇《紅樓夢》有一段唱辭,最能表達我的心情:

  看不盡滿園春色富貴花,聽不完獻媚殷勤奉承話。
誰知園中另有人,偷灑珠淚葬落花。

  拍馬屁,在我國是個大問題,歷史上一直有這個問題。國民黨不就栽在這上面嗎?我一直說,反腐不反拍,等于瞎胡掰。

  反貪反腐我擁護,但怎么反卻是難題。改革三十多年了,問題太多,積重難返。我們要知道,貪腐并不一定都是悄悄進行的,很多都是借著拍馬屁,堂而皇之,大干快上,公開進行的。特別是,我們不要忘記,改革開放初期,很多領一時風騷現在可能關起來的人都曾理直氣壯。他們以為,貪腐就是改革,改革就是貪腐。

  我們的國歌,頭一句就是“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我想,誰都不想當奴隸吧?可在現實生活中怎么樣?龔自珍寫過這樣的詩句: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
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龔自珍《詠史》)

  什么是人材?現在有一種理解,叫“成功人士”。很多人都以為,升官發財就叫“成功人士”。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不成功怎么辦?不是奔銀行金店搶,就是借網絡電話騙,沒人相信,勞動可以致富。

  過去有一陣兒,社會上有辦班熱,學校里也有辦班熱,不是領袖班,就是總裁班,跟搞傳銷似的,大家都在那兒發展“人脈”。

  “成功人士”長什么樣?我一想起這個詞,腦子里就會蹦出一個畫面,最近電視廣告頻頻出現的畫面:8848,白金手機,“向成功的人生致敬”,有個禿頭又從豪華轎車里鉆出來了。咱們辦教育的,不能光培養這種禿頭吧,甭管中國禿頭,還是外國禿頭。

  官有官道,商有商道,有人總結這些道,采擷天地靈氣,濃縮人生精華,十二個字,非常精辟,叫“欲得領導重視,必先重視領導”。可惜的是,我在學界近四十年,一直都沒按這兩句話辦事。朋友說,難怪你一直不得煙兒抽。我說,我從來都不抽煙,我要煙兒抽干什么。

  我在中文系跟新生講過我理解的北大校史。我理解,北大是培養天下英才(革命家、學者)的地方,不是培養奴才的地方。只知伺候領導和老板,那不叫人材,那叫奴才。

  還是龔自珍說的好: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龔自珍《己亥雜詩》)

  這是我送給所有學校領導和老師的話,也是送給所有同學的話。

  我愛北大!

2016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學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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